另外，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表示，将全力促进平安保险上市，但如果五年内未实现上市，则平安保险有义务帮助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套现。［4］

平安保险内部对此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们”。马明哲也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一次，他找到时任招商银行行长王世贞商量，王世贞就说了一句话：“马明哲你要想好，用他们的钱，你就要按人家的规则办事。”

马明哲最终选择了合作。面对两个世界顶级的投行，谈判工作并不轻松。两家公司都要求平安保险按照国际会计标准重新做账。财务部天天加班，用了10个多月时间，终于把过去最近五年的账单做了出来。

1994年年底，经过长达一年的谈判，中国平安保险同摩根士丹利、高盛签约。后者各出资3500万美元，以每股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5］

鉴于政策限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被挡在董事会门外，他们参与管理的方法别出心裁：　每家派一个观察员列席董事会，没有投票权，但是有发言权。这对平安保险迅速走上国际化道路起到重要作用。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观察员总是把深圳董事会的情形及时传回美国，再转达专业建议。这些建议通常都难以拒绝，因为当时的平安保险在管理上实在过于粗陋。即使一时不被采纳，观察员仍会进一步提出意见，直到被接受为止。

这些要求包括：　超过一定金额的投资必须提交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审议，聘请世界一流会计师进行财务审议等。当时平安保险聘请的是国内会计师，一年费用不过20万元人民币，而聘请国际会计师，费用至少上涨10倍，公司认为太贵，于是和摩根士丹利、高盛争论，但最终还是妥协了。

另外，高盛指出，平安保险的分红制度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当时平安保险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股东分红，高盛力主调整分红制度，要求在保证公司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分红。一次讨论分红的会议上，“国有股东考虑比较现实一点，希望分得越多越好，外资观察员则提议不分红，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因为意见难以统一，一些国有股东选择退出。

马明哲感慨：“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的钱，只好按人家的规矩。”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些付出是值得的。［6］

平安保险最初几年，投保业务一直是产险。后来马明哲去台湾考察，发现那里的同行都在做寿险。他百思不得其解，详细询问之下，才得知寿险市场份额比产险大很多，已经成为世界主流。

1994年，高盛入股前后，马明哲正在平安保险内搞转型，向寿险进军。他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英国等地高薪聘请专家，在全国大中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大量招聘基层业务员，推销从台湾引进的个人寿险业务。

向上海扩张期间，平安保险遭遇到国外保险公司的围堵，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平安战友邦”。

国外保险公司中，美国友邦公司最早在中国内地开展个人寿险业务。20世纪90年代初，友邦在上海掀起保险热潮，一度占据上海寿险市场90%的份额。1994年，马明哲排兵布阵，在上海发动市场争夺战。

得益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资本支持，两年时间内，平安保险击败友邦公司，占据上海寿险市场一席之地。此后多年，在两大股东的推动下，平安保险与15家中资、合资、外资寿险公司进行角力，年年稳坐寿险市场头把交椅。

平安保险从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两位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管理经验，越发认识到高质量股东的重要性。

2002年，马明哲又拉来一位股东——汇丰银行，“入股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除了资金，当年摩根士丹利、高盛进入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希望汇丰也能做到这点”。因此谈判的时候，平安保险有意地从这个战略投资者那里获取大量的智力支持。“汇丰说很愿意做这个事情。但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我们跟汇丰签有协议，叫技术支援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