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多年过去了，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等方面的指标几乎都是超预期实现。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目标，却常常落了空。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代替“增长”，同时又加上了“加快”二字，一方面折射出经济发展内涵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足见问题的紧迫性。为什么“转变”的口号喊了多年，而“转变的步伐”却如此缓慢？是什么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企业不是不想转型，关键是要找到适合企业的转型之路。”

“企业技术升级了，工人干什么去？”

“这个企业的生产方式落后，但它不违法，我们就不可能一声令下把它关掉，只有靠市场来淘汰。”

● 深入采访

记者：我在鞍山市郊区农民办的一家小钢厂，虽然今年的钢材价格疲软，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但生产并没有停下来。一边是严厉的地产调控政策令市场需求减少、钢价下跌，一边是频频涨价的铁矿石令成本节节攀升，一些小钢厂生存艰难。梁元是辽宁某小钢厂的负责人，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很大。记者：我看到，在鞍山、辽阳，像你们这样的小钢厂不算少啊!

梁元：是，竞争很激烈，赚钱不容易。

记者：小钢厂一般都是生产螺纹钢这类低端产品，你们也是这样吗？

梁元：对，这种产品市场需求量大，现在大钢厂生产高端产品的比例提高了，像鞍钢都已经淘汰螺纹钢了。

记者：有没有想过像大钢厂那样往高端走，产品种类丰富一些不是更好吗？

梁元：这很难，钱在哪儿？人才在哪里？有没有政策能在企业转型期托一把？我们没有这个实力！生产方式落后的小企业不可能选择“自杀式”的被淘汰之路，有些大企业在产能瘦身的问题上也是阳奉阴违。记者：采访中我发现，有些大型钢铁企业以技术改造的名义扩建新产能，新的产能上马了，而老的产能却还在运转。钢铁行业总产能1亿吨的时候就说要淘汰落后产能，现在的钢铁产能已经达到了6亿吨，我们还在呼吁淘汰落后产能，钢铁产能变成了“越淘汰越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升级，兼并重组是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企业的重组之路并不顺畅，即便是同一省内的企业重组也面临难题。记者：在辽宁的采访中我就听到这样一件事，2005年鞍钢集团就说要兼并本溪钢铁，但这块“鞍本集团”的牌子挂了5年了，双方还是没有能够真正走到一起，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鞍钢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辖，而本钢属于辽宁省国资委。本溪钢铁是当地的税收大户，也消化了当地的大部分就业，如果被鞍钢兼并，税收、就业问题如何解决？企业利润如何分成？这些问题都阻碍了企业的兼并重组。我强烈地感觉到：企业、地方的本位思维，机制、体制的传统惯性正在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 权威声音

沈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阻力就来自于传统的习惯势力，或者说是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说一些造纸厂排污，上面来检查了就停产，等你走了，我又排污，像淮河流域，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减少污染，但始终没弄好。这就是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矛盾，中央考虑的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地方政府往往考虑的是当地的GDP。GDP崇拜也造成了很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所以要加强监管，同时要加强执法力度，一旦被查出违反了有关法规，一定要罚得你受不了才行，当然要有科学的依据。王元京，国家发改委投资战略研究所副主任。王元京：从阻力上来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老路径的依赖，走老路很习惯，我们从体制上、政策上、观念上、行为上，都很习惯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这一套。另一方面，就是探索新路径的风险，因为要转变方式，我们就要进行改革、去创新，就有风险，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政府来讲、对企业来讲，它创造新的业绩就不那么容易，就要付出一定的探索。如果我们勇于付出代价去改变这种老的路径，在走新路方面又有勇气去探索，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阻力也就消除了。刘澄，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主要体现在税收制度上，我们要求很多地方政府要淘汰落后产能，就等于剪掉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吃掉了税收，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在企业兼并重组方面，兼并重组实际上涉及税收跨市、跨省的转移，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肥水流入外人田。由于我们的考核方式没有转变，让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方式的阻力很大。近期，国家最高领导层纷纷到各地调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情况，6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消除企业兼并重组的制度障碍，坚决取消地方自行出台的限制外地企业对本地企业实施重组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政策都得到真正落实，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 观点链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力在哪里？

《人民日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的“对立冲突”令许多人备感困扰，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国制造”需要转型，科技集约型战略才是中国和谐发展的根本路径。

《上海证券报》：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地方性企业，由于被卡了新建项目的脖子，走出去的积极性偏低。地方企业的重组仍将以省内整合为主，跨区域重组的主角恐怕还是央企。

新加坡《联合早报》：GDP主义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制度和意识障碍。地方官员的政绩用GDP来衡量，为了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他们会本能地保护那些应当被淘汰的落后产业。

法国《解放报》：中国政府明白，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然而在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如果政府不制定针对落后产能的环境保护政策，情况就很难真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