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福尔摩斯，你真是个典型案例。每个医生都知道，一个受了你这种伤的病人，即便伤势轻微，且原因令人啼笑皆非，也都会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讲道理。

福尔摩斯啪的一声合上鼻烟壶，塞回口袋里。

“华生，”他说，“虽然很欢迎你来探望我，但如果接下来至少六小时内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更加感激不尽。否则我难免会蹦出几句令我后悔的话。”

于是，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一直枯坐到很晚，连吃晚饭时也缄默不语。福尔摩斯闷闷不乐地给他的案件记录编制索引，而我完全沉浸在《英国医学期刊》的字里行间。除去时钟的滴答声，以及炉火的噼啪作响，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早春三月的寒风在窗外尖啸，裹挟着雨点如枪林弹雨击打着窗棂，旋又钻入烟囱里咆哮、喘息。

“不，不，”过了好久，我的朋友满腹牢骚地说，“乐观主义真是愚蠢！肯定不会有案子上门了———听！莫不是门铃声？”

“没错，虽然风声大作，还是听得一清二楚。但来者会是谁呢？”

“如果是委托人的话，”福尔摩斯伸着长脖子瞄了一眼钟，“事态必然极为危急，否则没人会在凌晨两点顶着这样的狂风出门呢。”

哈德森太太仿佛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才从被窝里爬起来开了前门，然后将两位委托人领了进来。两人立刻就交谈起来，不过直到他们走到门口时，我们才听清谈话的内容。

“爷爷，这可不行，”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说道，“最后一次，求求您！您总不会希望福尔摩斯先生认为您……”这时她压低嗓门耳语道，“很愚蠢吧。”

“我才不愚蠢！”她的同伴喊道，“够了，内莉，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昨天早上我就该赶过来的，可你偏偏不同意。”

“但是，爷爷，那间恐怖之屋太吓人了。都是您想象出来的，亲爱的爷爷。”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但我的想象力可不比一尊蜡像更丰富，”老人自豪地说，“我想象出来的？早在博物馆从贝克街搬到现在的地点之前，我就当了很长时间守夜人了！”

两位来客停住了。年长的这位身形矮胖，神态固执，身上的棕色大衣和看门人制服裤子已经被雨水湿透，满头白发，身子骨十分硬朗。那位姑娘则大不相同，她苗条柔美，一头金发，灰眼珠，黑睫毛，头戴一顶黑色草帽，一身普通的蓝色衣衫，只在手腕和咽喉处有细细的白色褶边。她的神情于羞怯中自有一分优雅，但那曼妙的双手却在不停颤抖。她很有礼貌地向福尔摩斯和我致以问候，并为自己深夜来访致以歉意。

“我……我的名字是埃莉诺?巴克斯特，”她说，“想必您也猜到了，我可怜的爷爷是玛丽勒邦路上那家陶平夫人蜡像馆的守夜人。”她突然惊呼，“噢！您的脚踝！”

“我的小伤并无大碍，巴克斯特小姐，”福尔摩斯说，“欢迎二位。华生，请帮我们的客人把外套和雨伞放好。那么，请你们坐到我面前来。虽然也可以借助拐杖，但你们肯定能够体谅我待在原地吧。刚才你说什么？”

巴克斯特小姐原本正因她祖父的话大为尴尬，呆呆地盯着那张小桌，此刻忽然发觉福尔摩斯热切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不禁吓了一跳，脸色也变了。

“先生，您知道陶平夫人的蜡像么？”

“名气很大。”

“对不起！”埃莉诺?巴克斯特脸红了，“我的意思是，您去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