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多多经历风险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如何生活才能不会为未做的事感到遗憾？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最伟大的老师做得很好，她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成长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当回顾往事时，她说，她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发生在她不畏惧困难、勇敢行动的时刻。二战后的德国，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阿尔莎22岁，她决定搬到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她人生众多重大冒险行动的第一次。那时，她在加拿大举目无亲，工作机会渺茫，语言也不通。她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虽然那时她作这个决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那正是她人生的转折点。

当我问道她怎么会冒那样的风险时，她说：“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必须面对风险，我都会这么做，我先想象经历风险之后可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我会想，如果冒险成功，所有的愿望都会变成现实。然后，我再考虑冒险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坏处。我会问自己，我是否能承受这最坏的结果，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是我能。也许我搬到加拿大后过得并不好，可能会彻底破产，孤身一人，我知道这样我就必须还得回家。接着，我就想象最好的结果，我开始了新生活，交了新朋友，找到了爱人，在这个新国家里养育自己的孩子。我把这幅美景摆在自己面前，每当自己犹豫不决时，就想象我要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总是提醒自己，向着最好的方向努力，即使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恰恰相反：面对风险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都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抱住这样悲观的想法止步不前。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罗恩在大学舞会上，会走上前去邀请那个年轻的女士（那个被一群女孩围着的女孩）。他知道自己能承受被嘲笑的结果，但是他无法承受从他心仪的女孩身边走开的结果。而梅，那个70多岁了还有六本书未写完的老太太，如果她能多想想书完稿后所带来的最大好处，那种成就感可能会让她克服对失败的恐惧。听了这些人的经历，我相信我们能够勇敢地把害怕被拒绝的情绪丢到一边，而不是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时候，才希望自己已经完成了那些已开了头的书，或者希望已经去过了那些一直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在冷战高峰期的纽约长大，能真切地感受到核恐怖的威胁。约翰?肯尼迪被暗杀时我正好二年级。至今我还对学校里的防空演习历历在目。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核试验，看到了在核爆炸时房屋被炸飞、家园被夷为平地。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进行空袭演习，为“炸弹”的光临做准备。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当时的恐惧心有余悸：说不定哪一天我在桌子前坐着的时候死亡就降临了。每次听到空袭演习的警报，老师就会叫我们所有的人躲在桌子下面。那时我想，这个和我的椅子连在一起的旧木头桌根本保护不了我们。

有一次我们正在演习，大家都在桌子下缩着，我的一个叫肯尼的朋友却走到了窗户边。老师喊：“你干什么？快到桌子下面来！”肯尼答道：“布朗夫人，如果他们不管怎样都要炸到我，我宁愿站着，桌子下面太暗了，都没有亮光！”

我们很多人一生都藏在桌子下面，因为我们相信失败和被拒绝是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对这两百多人的访谈却让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最应该恐惧的是因为没有尝试而带来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