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当今世界，美国建立了一种灵活的新型的全球剥削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推“华盛顿共识”，控制债务国，另一方面，迫使全球国际收支顺差国加大了它们对美国政府的贷款。如果债权国不将其盈余储蓄输送到美国，购买国债，就会发生货币危机?。这里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的本质逐渐败露，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随之出现。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 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学者诺姆 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 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华盛顿共识”也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是软弱无力的。

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挑战的是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 “北京共识”。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拉莫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在拉莫看来，“北京共识”的灵魂是不断创新、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它已经取代了广受质疑的“华盛顿共识”。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问题丛生。美元持续走弱，“华盛顿共识”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因此，人们必须思考如何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