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中国在经历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之后，创建一种可持续发展与平等的发展环境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社会和谐、保护环境和惩治腐败。

这一模式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拉莫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例如，中国参与了40多个亚洲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东盟“10+3”等。 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正在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将逐渐取代“华盛顿共识”。

2.“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因此，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很多国企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欧经济萧条和欧盟东扩，也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以上。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价格自由化方案。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意图刚刚显露、未及实施，就引起了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接连发生，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这一“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市场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稳定，又加快了学习与创新，成为“北京共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华盛顿共识”呈现出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