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如果“一灵不昧”，2009年会是她糟心的一年——有点像1946年，那一年她发现了胡兰成的负心——今年她再一次被几个小男人欺负。她相信宋淇邝文美，把自己的身后事——财产和天才作家的声誉完全托付，结果她被出卖了，去世十四年后，被她最信赖朋友的儿子宋以朗出卖。她肯定没料到当年宋家那个顽劣的男童，根本不顾她的遗愿，出版她明确表示要销毁的《小团圆》。

宋以朗在《小团圆》出版前言里自比出版卡夫卡遗作的布洛德。布洛德是卡夫卡亲密无间、可以性命相托的挚友，他鼓励甚至参与了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是卡夫卡生前唯一的文学知音，卡夫卡对他的信任，有时超过对自己的信任。宋以朗和张爱玲有这种交情吗？张爱玲和他讨论过文学、讨论过张爱玲作品吗？除了知道他是宋淇的儿子，张爱玲大概连他的全名都叫不上来。宋以朗假如是张爱玲的布洛德，那么贾府上的焦大肯定是林黛玉的男朋友。

张爱玲不愿意出版《小团圆》，因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没有达到张爱玲出版作品的水准，这和现在大多数读者的看法一致，也和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宋淇的看法一致。哪怕根据宋以朗公布的有限材料，我们都不难体会宋淇初读之际的失望和惊慌，他没想到这部小说会写得如此糟糕。他1976年4月28日写给张爱玲的长信（大陆版有删节）只有一个目的，力劝张爱玲不要发表《小团圆》。宋淇应该是个好人，为了避免张爱玲的敏感和不快，那封信写得有点啰嗦，包括一大堆极不高明的修改建议，这也反过来证明他当时读后感觉有多差，如果面对一部杰作，他不必、不会、也不敢提出那么荒唐的改法。张爱玲最后采纳了宋淇的意见：“对外只说在修改中，好在没有第三个人见过原稿。想通之后，有了具体的改法再来过。”《小团圆》要成为毫无愧色的张爱玲作品，必须“再来过”，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再来过”，所以她的决定是：不出、销毁。天才对待自己的作品犹如对待自己的骨肉，如果无法养好，宁可不要，也不会让它勉强问世。

现在，《小团圆》落在对前辈毫无敬爱珍惜之心的宋以朗手里，在他的运作下，成了2009年书界最成功的商业案例，值得推荐给哈佛商学院做MBA教材。商业成功的代价是张爱玲的文学声誉。明眼人太容易看出它“屡见败笔”、“杂乱无章”、“结构松散”、“血脉失调”（刘绍铭语）的毛病。可笑的是，那个出版圈子为了掩饰出版《小团圆》利用张爱玲争名逐利的真实企图，拼命拔高《小团圆》的文学价值，竟有张爱玲小说“巅峰之作”的鬼扯。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把戏，既心虚又霸道，小看了读者的智商。挑一百位有阅读能力但从未读过张爱玲的读者，再挑一百位“张迷”，请他们读一遍《金锁记》、《倾城之恋》、《小团圆》，然后自主为这三部小说排序，我可以和任何人对赌，假如结果《小团圆》果然登上巅峰，我愿意赔上我的全部财产。

在那些鼓噪的文章里，比较值得一看的是标名冯晞乾的《初评 〈小团圆〉》（《万象》2009年第七期）。作者显然了解《小团圆》出版后在读者中风评不佳，很为屡屡提到的“宋以朗先生”着急，急于替极不负责的出版行为开脱，没有探讨问题的诚意，只有文过饰非的居心。文章写得千缠百绕，轮番请出各路名人壮胆，但缺乏基本的阅读常识，底气非常不足。

比如他硬指《小团圆》里“九莉、蕊秋的母女故事才是主线”，自以为是一大发现。且不说《小团圆》里究竟有没有故事主线，就算他的“母女说”成立，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和小说的好坏有关系吗？小说的好坏不在于写什么，在于怎样写，人物是不是精彩，故事是不是精彩。《小团圆》里的九莉、蕊秋、邵之雍……身上有多少张爱玲真正巅峰期小说人物的文学光彩？

《小团圆》结构杂乱，冯文却说，那是韩邦庆《海上花》的“穿插藏闪”之法。我怀疑冯晞乾是不是真的读过《海上花》。传统的中国小说，叙事往往单线发展，哪里起，哪里了，一回说罢，再说一回。韩邦庆的《海上花》多人物、多线索叙事，前后穿插、上下呼应、层层推演、错落有致，这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手笔。“穿插藏闪”是讲故事的方法，《小团圆》里有吗？第92页绪哥哥抹汗，第191页绪哥哥又抹汗和“穿插闪藏”根本挨不上。抹两把汗就算“穿插闪藏”，那我在文章开头提起宋以朗，隔了两行再论宋以朗，最后还说宋以朗，莫非也是“穿插闪藏”？我可一点都没有“穿插闪藏”的意思。

愚蠢不是问题，如今还以文字名世都不是聪明人。不能容忍是自觉的愚蠢，妄言欺世，唐突先贤，以为天下人全是傻瓜。别人在奸尸，小文人在边上高声叫好，用愚蠢的逻辑证明那是灵肉合一的高潮。这才是文人真正让人瞧不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