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是华人历史学家中难得的聪明人。依据谁钱多跟谁走的报酬法则，大多数聪明人都去金融界祸国殃民了，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特别少，历史研究又是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有一个唐德刚，已属幸事。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唐德刚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能揆情度理，不人云亦云。他的历史人物研究，资料详备，下笔活泼，有体谅，知分寸，顾及人性的复杂，臧否得宜。当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以重写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而一新观众耳目，其实这部戏不同凡响之处全部得自唐德刚鉴人的史识，只是编导未做任何鸣谢，想来也没有发给唐德刚一分钱稿费。

唐德刚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后一门功课大概就是张学良。遗憾的是，因为张唐的合作中断，张学良谢世以及唐德刚老病侵寻，这门功课势难完成。现在能够读到的，就是“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台湾远流2009年3月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相比较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的简体字版，远流版多收了一篇郭冠英的长序。

郭冠英参与了当初张唐合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他的长序《笑语灯前老少儒》记录他们的合作始末，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唐德刚对张学良的看法——准确地说，是看法的转变。

张唐未谈合作之前，张学良是唐德刚眼里的传奇英雄。西安事变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加上以后五十年幽禁的遭遇，谁都会以为这位策划历史转折的主角，一定是位坚忍沉着、谋定后动、胸有城府、算无遗策的军人政治家。但张唐交道以后，唐德刚的观感大变。郭冠英引唐德刚的话说：“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用郭冠英的说法，张学良是个“太子豪杰”。太子豪杰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任性而为，不计后果，刚愎自用。张学良说，他一辈子未曾有过“上司”。张作霖是他的父亲，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唐德刚问。“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张学良说着哈哈大笑。张学良西安抓蒋时，于学忠问他，抓蒋容易，以后怎样放他呢？张说，现在不能考虑那么多，先抓起来再说。

历史有时候真的没有想象复杂，没有那么多的权谋阴招，就是太子爷的脾气来了，文学家们爱说的“历史长河”便折向而行。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是Nothing。”不过西安事变太大了，大到无论是谁，都不能轻忽张学良，都无法否认他重要的历史地位，不管他发动事变的由来出自深谋远虑还是冲冠一怒。历史上的大人物，并非都有伟大的人格和能力，有时候要靠伟大的福气。郭冠英说，蒋介石丧失天下成全了张学良的令名；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成功造就了张学良的传奇。而他又长命，使这项传奇跨越了一个世纪。

张学良做口述历史时，已寿登遐龄，仍不失太子豪杰的本色，张狂自喜，并不把自己看成历史巨人。他纵论一生经历，口无遮拦，常有惊人之语。

他说他父亲张作霖有雄才无大略，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一个是才大志小，一个是志大才小。他比较蒋家父子：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

他总结自己，先写了一副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最后又说：“平生无遗憾，唯一好女人”。他自作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读这部原话照录没有修删的口述史，真的感到张学良一生的兴趣全在女色。不仅有专门的段落聊他和女人的交往，就是聊其他话题，他也会不由自主又转向女人。他聊打仗、聊政治、聊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激发不了他的哲学性感慨。只有聊到女人，他才会荡开一笔，引出一些抽象的思绪。他十几岁时认识一个人，姓舒，有两个太太，是一对姐妹。这对姐妹花当着丈夫的面随便勾搭男人，丈夫也不管。别人都叫他丈夫舒“支个”（乌龟）。后来丈夫生病死了，两个太太都跟着自杀殉节。张学良一百岁了还没想明白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人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这个底细，你没法子揣测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