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知道——那部影片讲的是美国的报业大王“凯恩”,临死前说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都大惑不解的单词“蝴蝶”。后来由一名女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揭开谜底——原来他死前所想到的,可能是他在穷困的童年时期玩过的一辆雪橇，而那雪橇的商标是“蝴蝶”。

他又问我——你认为或许是什么原因,使《公民凯恩》这部早期美国影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名列次次十大经典影片之首？

我被问得一怔。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认真想过。我支支吾吾,无从谈起。

他微笑了一下,以非常之自信的口吻说——我认为,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影片中那个叫“凯恩”的报业大王,是古往今来一切资本家中,唯一一个死前所想与他所拥有的金钱毫不相干的人，一个在死前几分钟内才摆脱了自己是金钱孙子的角色的人。而这样的资本家,往往只能出现在小说或电影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绝无仅有。我想,美国人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始终将《公民凯恩》列为经典的吧？这不是也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理论么？我不太懂啊,班门弄斧了。我是外行,你是内行,我是姑妄言之而已,你们都姑妄听之吧,见笑见笑……

我当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是又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我说：“你的看法很独特。不妨尝试当一位业余影评家。”

他又微笑了一下,谦虚地说：“我可不敢生此念。我刚才那番话也主要不是在评论一部电影,而是在谈人,具体地说是在谈资本家们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的关系。一位资本家的资本,既是他脚下所驻立的阶石,其实也是他背上所负的十字架。他站得越高,他背上的十字架越沉重。要不怎么说‘高处不胜寒’呢？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最终都为他们所拥有的金钱而付出了代价。那代价就是由于对他们所拥有的金钱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心而减寿……”

同为客人的另外三人中,有一个忍不住高声发表异议：“你这纯粹是仅次于富豪之人的奇谈怪论!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在因贫困而几十年如一日地、无望地为钱大操其心啊!那也同样会生癌会减寿的!”

又一个说：“他的话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只听说过因为穷而愁死的,从没听说过谁是被富折磨死的!”

第三个以可怜兮兮的腔调接着说：“上帝啊,请也赐我被亿万金钱的十字架所压迫的苦难吧!”

于是众人,包括主人夫妇皆大笑。

而我却联想到了一则外国幽默：

一个人诅咒上帝的不公平。

上帝降临了,问他究竟有什么不满的？

他说：“为什么您使有的人那么富，而使有的人像我这么穷？”

上帝回答：“其实在最宝贵的东西方面,我给予世人的差不多是一样的。难道你不承认‘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上帝的话音刚落,那人迫不及待地大叫起来：“是的,我承认我承认。既然它们是等价的,那么务必请您从我这儿收回去一百寸光阴,替我从富人那儿换一百寸金子吧!因为我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光阴,正如富人们并不在乎减少了一百寸金子啊!”

当“奔驰”送我们驶离那幢花园别墅,我不禁扭头从后车窗回望——静谧的,水银也似的月光下,花园里树影婆娑,充满南国的妙曼情调。别墅彩灯初亮,交相辉映,泄照出一派旖旎的温馨。

我暗想,这些个仅次于“富豪”的人们,的的确确是应该对以往的一个时代感恩戴德的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另一类人们。亦即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砺砺斫斫,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韧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父爷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的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至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林肯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的演讲中说过：“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将对我们的企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