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确,没有什么另外的方式方法了。”

“你知道么？我也曾想当作家。”

她嘲谑意味儿十足地一笑。我觉得她嘲谑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们。想必的,也包括我在内。

我说：“是么？”

除了“是么”两个字，我有点儿不知再说什么好。

预先,经北京某报一位与我关系友好的女记者打了两次电话约定时间,我才碍于情面,不得不在家里礼貌之至地接待她。

“你一定要见她!她会带给你许多新观念,而将你原有的一套观念冲击得稀里哗啦塌一大片!”

那记者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这么说。

我曾要求对方向我大致介绍一下我将在家里接待的客人的情况——她从事什么职业？她非要拜访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可能有什么事希望获得我的帮助？如果她当面提出,如果不超出我的能力,我应该全力以赴地帮助她么？

“你问些什么呀!人家没有职业。人家不需要职业。人家一向在好好地过着养尊处优的高贵生活。实话告诉你吧,人家是拥有千万元以上的一富姐,人家会需要你帮助什么呀？人家只不过想和你认识认识,随便聊聊文学创作和人生什么的。除此而外人家拜访你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记者朋友一再打消我的顾虑。言语中暗示着自己和她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她成为“富姐”的方式方法,却并不是我的记者朋友预先告诉我的,而是她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细长的玉指间夹着细长的坤烟,轻吞云缓吐雾地娓娓道来的。说时,微眯着眼,口述回忆录似的,脸上仍是一副高中女生般的单纯的坦率。我也仍难以判断,那究竟是擅长的表演技巧,还是她的真本色真性情。

她又说：“你知道么？我二十多岁是一名待业女青年的时候,你刚因一篇《神奇的土地》出名。我曾给你写过信,打过电话,还到‘北影’去找过你……”

我依旧说：“是么？”

“当年给你写信的女孩子肯定不少。你当然记不得了。”

我说：“我记忆的确很差。可是你在‘北影’见到过我么？”

她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你家当年住‘北影’最后一排二层小楼里。那小楼很旧,斜对‘北影’招待所。那一天我去‘北影’招待所拜访一位女演员,之后忽然想到你也住在‘北影’院儿里。当时是夏天，傍晚。我问一个在楼前纳凉的人你家究竟住几层,他四下望了望,指着说——那不就是梁晓声么？我就看见了你。你在不远处推着一辆童年,剃了秃头，穿一条裤衩,上边是挎肩背心，背心老长,又不掖在裤衩里，像下身什么都没穿似的。当时我觉得格外索然。觉得想要认识你的念头特没劲,也就没走过去和你搭讪……”

我说：“不错。那肯定就是我了。”

她问：“你当年为什么剃秃头呢？像刚获释的劳改犯似的。企图强调个性？还是对社会不满？”

我说都不是，只不过因为那一年夏天太热了。

她话锋一转：“你对金钱有什么看法？”

我被问得一怔，想了想……

她说：“你别想!立刻回答，立刻！”

我仍不免迟豫地说：“也没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想法。只不过认为金钱对人也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也别想，立刻回答。”

我皱眉道：“你好像是在我家里审问我。”

她红唇一绽,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极有魅力地一笑。

“讨论着玩嘛。也可以说是请教吧!在金钱、权力和艺术三者之间,你认为哪一种追求最永恒？”

我说：“艺术吧？”

她说：“错。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来和你讨论这个话题的。你的《泯灭》我看了。你批判金钱,仿佛人一追求金钱,道德啦、精神啦、灵魂啦,就都会不可救药地堕落了。我就想,你这位作家,是真的安贫乐道呢？还是心口不一,装相给别人看呢？我太坦率了点儿,你不至于生气吧？”

我说我不生气。面对这么一位女人,我也只能没脾气。我说我并不主张安贫乐道，说我的《泯灭》也不是批判金钱的，而是批判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人生观的。

她说反正都是一回事儿。说你梁晓声既然承认金钱对人很重要,那么人追求很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值得非议的？谁又能分得清楚,人内心里对金钱的追求激情,在什么程度内是自然的？超过了什么程度就是拜金主义了？

她说人一死,人终生追求的权力,也就随之丧失。哪怕建立了世袭制度,也会受改朝换代的冲击。一朝天子一朝臣,才不管你世袭不世袭呢。她说人一死,他终生追求的艺术,也就金钱化了。或由别人拍卖,或由自己的后人换钱，或一文不值,或值百万千万。你们作家、编剧,不都巴不得自己的作品拍卖了高价么？价廉不是心里很别扭,很不服气很委屈么？一文不值了不是非常沮丧非常失落么？归根到底,这和你们追求金钱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有时你们是间接的,通过经纪人罢了。而艺术的才华一般来说是不能遗传的。艺术家的后代,平庸之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