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的诗词里才有“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句。

可以认为这是商的丑陋。也可以认为这是商的顽固。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白从身边错过。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商人是一种一遇到金钱立刻便和金钱融在一起的动物。”

莎士比亚的某部戏剧中有一个商人说得精妙：“只要金钱在向我招手，《圣经》、地狱和我母亲都不可能使我转身。”

而你若跟商人们谈论这句台词，他们则也许认为，那恰恰是一位好商人的本色。他们也许反问你——这就叫商的原则啊。商人不那样能成功么？

但是世上毕竟还有比商更强大更权威的事物，非是上帝，而是政权。

1949年10月1日以后，商在中国遭到了空前严厉的禁止。而此前五千年以来，它只不过遭到灾害的破坏，战乱的摧毁，横征暴敛的打击罢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的，不管对它的功过如何评说，在人类历史上，它还从未被某一政权严厉地全面禁止过。

这政权是“红色”的，是革命的，是以“暴烈的行动”方式夺取的，是虔诚地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的最广大之利益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一种政权。它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虎气勃勃，又是那么的果敢，那么的激进。它一经建立，身躯上带着累累伤痕，征袍上沾染着自己英勇牺牲了的将士的鲜血和敌人的鲜血，在尚未消散的硝烟中和刚刚升起的胜利的旗帜下，声色凛凛铿锵有力地向全世界宣布——从此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生连带关系的事物誓不两立！

在这一点上，它体现出一个新政权的史无前例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但它的英雄气概和非凡自信，又是那么的充满着浪漫色彩。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最能体现出它当年的雄心大志。

实事求是地、公正地、尊重历史地说，这摇篮之中的新政权，当年的的确确遭受到了西方世界的虎视眈眈的敌意和咒诅。的的确确是曾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为“共产主义恶魔”的。

它的存在使对方们大受威胁，深感不安。

对方们的敌意和咒诅，也使它戒心倍加，防范不懈。

所以毛泽东当年忧心忡忡地时刻提醒全党——巩固政权是比夺取政权更艰难的！

在苏联，列宁向工人阶级发表演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像死人一样被钉在棺材里埋到地底下的！它的尸体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时时刻刻企图毒害我们的生命！

在中国，毛泽东则严肃地告诫和教导新政权：“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也许，由于商业在资本主义初期，给资产阶级带来的利益太大太大，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也许，由于资产阶级利用资本的垄断这一“法宝”，对广大民众尤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太野蛮、太贪婪、太无人道可言；也许，由于新政权对这一点的深恶痛绝，所以视商如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铲之除之唯恐不彻底。

当年苏联如此。中国亦如此。

受惠于资本主义的前一个时代并遗留下来的商人们，习惯了被金钱所诱惑，在新政权的监视和管制之下也居然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的。

比如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在莫斯科公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三两黑面包的情况下，主要是由旧地主旧富农组成的粮贩子们，狼狈为奸、勾结一气，暗自囤积，售以高价。

所以当年列宁亲自签发过对他们实行严厉打击的“特别法令”——凡经证实，一律枪毙。

在残酷的卫国战争期间，粮贩子们无视法令的活动依然猖獗，而斯大林也亲自签发过和列宁同样的法令，无情镇压之。少则一次枪毙数人，多则一次枪毙几十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发生过不法粮商跨省勾结与国家抢购贩灾之粮囤积居奇企图暴发的事。还发生过以次劣布匹棉料为抗美援朝将士生产假冒伪劣军服军鞋的事——其下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