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应了那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些仿佛证明了“无商不贪，无商不奸”的事例，在中国，最终导致了对商的“扫垃圾”式的铲除。改造成了取缔。引导成了禁止。治理成了专政。

1957年后，“垃圾”被彻底铲除。新政权“清洁”了。中国没商了。

这是从根子上进行的铲除。担心繁殖出新的资产阶级，担心会复辟出资本主义的“温床”，被“铁帚扫而光”。

几乎人民生活的一切必需品，都由国家通过票证的方式平等分配了。粮、油、布、棉、火柴，灯泡、糖、烟、酒、茶，当然包括过年的肉、鱼、蛋……等等。

每个人的生存质量都被限制在接近平等但同时又是最低的水准。

共和国似乎在对自己的做法满意地考虑——一个活人有了这些也算可以了吧？再需要别的什么就未免太奢侈了吧？而人一旦奢侈了，是会使共和国感到忧患重重的。

一切需求皆票证化了，商似乎也就没用了。今天的票证收藏家的收藏曾作出过权威性的统计——最多时共和国发过七十六种票证。

在“票证年代”，对十八级局以下的干部的特殊待遇乃是——每月多半斤糖，一斤黄豆。

所以他们又曾被老百姓叫做“糖豆干部”。

只不过多半斤糖，一斤黄豆，所以，你又真的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共和国对干部和百姓几乎是一视同仁的。

“票证年代”的产生，究竟是由于自然灾害、人口众多、物资匮乏导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还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的一厢情愿的，求成心切恨不得“一步到位”的实践导致的？似乎不可以下非此即彼的结论。以我这个共和国同龄人的身份，重温“票证年代”的感觉，认为两种原因都有。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几乎没有，不等于完全没有。

中国的马路上，曾驶过苏联的小汽车——在哈尔滨，市一级领导才有资格坐。和“老大哥”关系僵化后，它们成了宝，成了彼此身份显出区别的标志。毕竟是“进口车”。毕竟觉得比“上海”高级。而且，以后不再“进口”了。

老百姓曾享受过的“外贸”成果，却只不过是古巴的红糖，老百姓的孩子们吃过巴西的蜜枣。

春节商店的供货摊床上出现过朝鲜的“明泰鱼”。

那都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用优等的大米、白面、黄豆、棉和布换来的。同时换来了充当亚非拉美诸反帝穷国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式的精神领袖的国际地位。

古巴的红糖当年使大批中国人患了肝炎。

巴西的蜜枣使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的孩子生了肠胃寄生虫。

朝鲜的“明泰鱼”倒是很好吃的一种鱼，肉厚、刺少，却只有春节才能买到……

商被铲除净尽到何种程度了呢？

在我家居住的至少五千户组成的一片社区，只有四个商店，三个饭馆。四个商店中，两个只卖酱醋咸菜火柴食盐什么的，各有三四名售货员，我想每天营业额大约不会超过五六十元。另两个要算是较大的综合商店了，但也不过各有十几名售货员。三个饭馆，只中午和晚上卖馒头、烧饼，几乎没卖过包子和糖包，因为缺肉和糖。售货员的工资，由二十一元至三十六元，干一辈子，退休时也许有望长到五十几元。都是拿“公”薪的，因为那些商店和饭馆无一例外是国营的。连夹在它们之间的理发铺也是国营的。常挂出一块牌子，上写着“今天政治学习”。

人们的工资既已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物质生活的需求既已被限定在最低水平，五千余户有那么四个商店三个饭馆，还真的似乎也就足够了。除了年节前夕，它们的售货员往往是挺清闲的。一阵阵忙点儿的，是售酱油、醋和咸菜柜台的售货员。她们往往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她们刚参加工作，当然只配从最基本的服务做起。熬了许多年头，接近中年的女人，才有资格站布匹柜台、鞋帽柜台、日用小百货柜台。那儿的顾客永远断断续续的。身上也不至于沾染酱油、醋和咸菜味儿。如果看到一个显然刚参加工作的姑娘也居然例外地站在那些柜台后，那么不消说，她一定有点儿“来头儿”，或有什么“后门儿”。不过“来头儿”肯定大不到哪儿去，“后门儿”肯定不会太宽，否则她就不至于被分配到“商业战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