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因素的健康互动

未来的出路也决不会是全盘西化。西方的贡献是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架构，这样的大气候是不可能逆转的，远东的骨牌也终会一个个倒下来。但资本主义的经验既不是可以重复，甚至也不是可欲的经验。美国对于资源的浪费与霸占可以说臭名昭著，未来的人类不再有这样的资源去浪费与霸占。而美国人渐渐丧失了他们的工作伦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已由债权国沦为负债国，有识之士早就在忧虑他们会在将来更进一步地落后于受到儒家伦理影响的日本。连沾上了资本主义习气的台湾也给人以不良的印象。

大陆未来的希望仍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三个因素之间的健康互动之上。我们既不能叫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数十年的马列主义的灌输突然之间消失不见，就只有尽量发掘在里面可以利用的资源，把它们积淀的负作用限制在极小的限度，同时吸收西方的长处加以转化以适合我们的国情，作出一种新的综合。当然这只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事实常够不上这样的理想，但我们却不能够轻易放弃这样的规约原则与理想。

最近捷克的革命，选出哈维尔(VaclavHavel)当他们的总统。他是荒谬剧场的大师，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坐牢，不断奋斗，如今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但他强调的是，走入新时代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决不是向钱看的物质主义。他说：

在每一个人之中都有某种希祈，渴慕人性，合乎正义的尊严、道德的完善、对于存有的自由表达，以及一种超越世间存在的感觉。

不只我从来没有听过东方的政治领袖讲出这样的话，连西方的学院哲学家也讲不出这样的话。哈维尔所表现的理想主义正是现在西方社会所缺乏的东西，也是索忍尼辛为什么要严厉批判西方的根由。

人要有追求“分殊”的自由，但不可流于相对主义，另一方面还要有民主的共识，对于超越的“理一”的祈向。但我去年八月到夏威夷去参加第六届东西哲学家会议，却发觉绝少有人了解这一层微意。这使我感觉到哲学的真正生命不一定体现在学院之内，而表现在真正对人性的尊严、道德的完善、超越的祈向有体会的个人身上。我们不可一味跟风走，必须把握自己内在的定盘针默默地耕耘，开拓思想与精神的境界，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来临。

(原刊于《九十年代》总二四一期，一九九○年二月)

3．多元主义的隐忧

近年来我们多讲民主自由、开放多元，我自己也相信这是中国文化在未来必须走上的方向。但是不知不觉便形成了一种倾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样的发展是有害的，我想利用一些晚近的事例来说明无条件地支持多元主义的不合理，它背后的隐忧是有必要提升到意识层面上来而加以正视的。

一般人往往未觉察到，民主的实行是有一定的预设的。民主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信仰之上：理性有能力设计一套制衡的机构来限制权力的过分集中，人能够通过理性的讨论与沟通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换言之，民主的背后是假定了一个根本的共识，如果这样的共识不再存在或者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会陷入危殆之境。

理一而分殊，脱离了理一的分殊并不一定是积极正面的价值。以苏联为例，在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以来一贯的高压政策下，苏联维持了统一与和平；但是现在戈尔巴乔夫想要搞主，控制放松了，却又未能建立新的民主的共识，于是问题发生了。边陲的小国要求独立，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与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发生冲突，现在暴乱更扩散到其他地区，不知要如何收拾这样的局面？民族、宗派主义的精怪一下放出了瓶子，要是收不回去的话，那可不得了！一元的盖子掀开，多元的力量冒了出来，却又在彼此之间缺乏共识，找不到和平共处之道，势必斗个数败俱伤。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得势的是激进的极端分子，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意孤行到底，那又何贵于这样的多元呢？我们当然很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重建苏联的秩序，但是这样的转变能否做得成功？现在还言之过早。

其实即使在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自由与秩序的要求之间也始终存有一种相互消长的紧张摩擦关系。且不说在战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会受到种种的限制；即在民主的体制感到受威胁的时候，也会有麦加锡时代那种猎取妖巫的实际行动发生。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之中，言论的自由通常是受到保障的，但到怎样的限度为止呢？记得有一年新纳粹要到芝加哥郊区一个犹太人集中的地点去集会，发表有挑激性的演讲，这样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容许呢？当地的犹太人群情愤激，要求禁止这样的集会，但这是否妨害了新纳粹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呢？后来地方政府以不能维持治安为理由，取消了这一次集会。美国的公民自由协会(ACLU)却站在新纳粹的一边，坚决维护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结果引起举国舆情大哗，一夜之间就有好几万人退会。我认为公民自由协会这次是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新纳粹当然有权利花自己的钱延聘最好的律师去争取他们的言论自由。但他们的言论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仇恨剥夺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自由协会竟然要为他们辩护，那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换另一个情势，这样的行为竟可以造成自掘坟墓的结果!协会的主事人竟然为了遵守法律条文，而忘记了协会成立的精神，可谓不智之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后来逐渐丧失民意的支持，恐怕是和这类背弃常识的作为有脱不了的关系。

据说李光耀初当律师的时候曾经为一个杀人犯辩护，出乎意料之外，他雄辩滔滔鼓其如簧之舌，竟然赢得无罪释放的结果。但到半夜里他自己良心感到不安，全身直淌冷汗，他想到街上如果就让这样的恶人横行的话，那成什么世界！从此他对西方的一套采取十分保留的态度。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李光耀的仰慕者，但他对西方那种保留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西方民主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不免产生种种问题，有些毛病连西方人自己都看得明明白白，我们何必一定要蹈他们的覆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