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杂志近期(二、五)有一篇短文很能把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清楚地展示出来。去年测试六个国家十三岁儿童的数学程度，结果以韩国居首，美国包尾，落在西班牙、英国、爱尔兰、加拿大的后面。在测验的同时还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我的数学很好?”结果却刚好倒转过来：美国有百分之六十八答是，排在第一位，而韩国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答是，排最后一名。由此可见，美国的“自尊”教育做得十分成功；美国的孩子们做得很(doingbad)却觉得很好(feelgood)。然而美国的教育家却觉得很糟，一九八三年就出了《国危矣(NationatRisk)的报告，作出建议，不容许听任教育的水平一路滑落下去。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每一个少数团体都要求平等待遇。于是加州的法律规定，教科不只不可以歧视，还得平等对待女性、少数民族与伤残人士。无论讲历史或时事、艺术或科学，女人和男人的贡献都要在数目上差不多均等。连一位女历史家都说，这样下去历史书没法写了，请问人权法案史怎么可以用相等的篇幅来讲女人的贡献呢？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乃处处受到攻击，斯坦福大学甚至放弃了它讲西方文明的课程，而在伟大书籍的系列之中也放进了少数民族与性别的限额规定。

这种做法是把一切问题政治化。为了要让大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有自尊，教科书里要尽量清除任何对于少数民族有负面描述的东西。但是纽约这样做了好几十年，能不能解决吸毒、少女怀孕、辍学这一类的问题呢?真正的自尊是由真实的成就得来的，不是由感觉上的舒服得来的。里根主政的这些年间把美国的教育整个带上了一条歧路。

当然美国教育的问题不能只怪到里根头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学课程引进了大量选课，孩子们很多去选木工、金工，忽视了基本课程，结果让英文、数学的成绩一落千丈，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回到基本课程的呼声。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开放多元、自由放任到了一种不可收摄的程度，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的疾病。在价值上既缺乏定准，于是一切都可为，何必勉强人去做一些他们不要做的事情呢!但我们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并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教育当然并不传授绝对的真理，但若一切东西放在天平上都是同样的分量，有学问也和没有学问一样，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言呢？人们是把人权的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成就的平等、知识的平等整个混淆起来了。这里面所隐含的那种反智的倾向是令人忧心的。

我们现在攻击古典的理性观念太专制，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其含义却不是说这样的观念在古代没有发生过积极的影响，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变得非理性、反理性。我们今天要讲民主自由、开放多元，正是要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增加更多的弹性，使得我们今日的作为比往日更为合理，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放弃理性的规约原则，竟可以自由地为

所欲为，像历史哲学家福格林(Fogelin)所斥责的，“自由去逃课，自由去无知”。我们在这个时代仍然要有所守，不能顺着时代潮流往下滚，否则到头来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当然在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里面也有一些正面的事例，值得我们赞赏!不久以前我偶然打开电视，看“六十分钟”的时事节目，有一节讲“泰勒的孩子们”(TaylorKids)，使得我深受感动。原来在路易斯安那州有个名叫泰勒的人，他在生意上赚了一些钱，就用来做教育事业。他跟一些黑人小孩子和家长说，只要孩子们的成绩平均到二点五的标准，他就保送他

们进大学。最初大家以为他是胡说，后来果然一一兑现，大家才相信他了。有的孩子乃下决心苦读，不游荡、不怀孕、不吸毒、不辍学，果然有了一些成效。泰勒后来更努力争取修改州法律；成绩优良的学生都可以保送进大学。

泰勒的例子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事情不能光由政府来做。泰勒的价值观念是清楚的，他认为教育有价值，就用实际的行动来推动。他一年的花费是五十万美元，这对很多有钱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目。如果有许多人来做，就会变成一股很大的力量。而民间的推动也可以改变法律，促使社会向前进步。

而这正符合我平时所谓两只脚走路的说法。政治要限权，就不能不民主。但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并不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如果民间的道德沦丧，教育文化垮了，这样的社会一样要完蛋。如果政府能够开明，尽量提供条件让人人可以发展，而民间则充满了活力，绝不只是向钱看，而知道怎样把由社会赚来的钱用之于社会，提倡教育文化，这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理想的健康的社会。

(原刊于《法言》总十五期，一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