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取了儒家的超越理想与现实互助的观点去探索，对于现状的了解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于儒家的功罪问题，也会得到与众不同的理解。简单地说来，正好像孟子所说的，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地区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十分巨大的地区。依我个人之见，儒家思想不能直接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待言的。但东亚既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乃产生了经济起飞的结果，而变成了成功的范例，这同样是不可预期的现象。凑巧这些地区都是儒化广被及的地区，一定要说这些地区的经济成就与其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关系，反而是一种矫情的说法，难怪许多学者现在都在研究两方面可能有的关联。无可讳言，受儒家影响的传统由汉代以来即抑商，日本过去也是如此。但传统不断在变化之中，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到了明代已经不是那[1]　

大陆如今正在开始有系统地研究当代新儒家。一九八七年九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由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㈠》已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四)。初步确定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十人为重点研究对象。(见页九)最新消息又增加五人：马一浮、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将出版他们的论著选辑。“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第一辑六册(牟、唐、方、杜、余、刘)已于一九九二年五月由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么回事了。譬如王阳明就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到了明清之际，乃至有“弃儒就贾”的趋势[1]。正好像新教徒并不把发财当做本身的目的，儒化的商人也不把发财当做本身的目的，但由科举出仕的道路是走一道窄门，不能不打开另外的路子。而且不仅儒家为然，道家也一样，道家做生意可以说是大隐隐于市，禅宗则讲当下即是，非必一定要走出家的道路。故问题转化成为，是否可以同时做殷商而仍护持一些基本的儒家价值，如忠孝仁爱之类，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所周知，有一些日本的大名(武士)乃转化成为了财阀。而一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式被东方人接受，乃与东方人的管理方式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譬如日本的公司注重合作，不凸显个人；提倡效忠，刻意照顾员工的福利；鼓励勤劳，努力工作之类。这样效果反而凌驾于美式纯个人主义的成就之上，使得西方人为之刮目相看。或质疑新儒家的改组说，要改造传统儒家的理念，使之与现代化凑泊，其实两方面只有外表的形似，譬如传统儒家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实质上是反功利的，怎么可以与现代社会的拼搏精神混为一谈呢[2]。由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来看，理一而分殊，超越的生生的精神当然不必具现为现代社会的拼搏精神，但也不排斥它在现代寻求新的具体的表现的方式。于是有人可以由学术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有人可以由文学艺术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当然也可以有人可以由企业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但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些仍然都只是生生的精神的有局限性的表现。一方面我们由分殊的角度肯定这些成就，当下即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像宋儒那样体悟到，由超越的角度看，尧舜事业也不过如一点浮云过太空。这才是两行之理的体

[1]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一九八七)，页一○四～一二一。[2]　参蒋国保：《儒学的现代走向》，（《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页一二五～一二六。现。我们的生命不论多伟大，也仍然只是一个渺小的有限的生命，但有限

而通于无限，正像《中庸》所谓的“与天地参”，这才能在不完成之中完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努力不外仍在体道而行，当然今日我们体道的方式与古人不同。现代人不必像过去那样一味排斥功利思想，而要努力提倡蕴义于利，其实这并不背于孟子的精神。只有当功利完全独立自成为一个机括，造成伤天害理的结果，那才需要鸣鼓而攻，大力加以批判。其实现代人也一样不可以见利忘义，南非的种族隔离，引起世界各国加以经济制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与香港的一些大商家明言儒家伦理与他们的事业是配合的，这说明经过现代的解释，两方面不必一定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能提供现代人所缺少的精神资粮。最近新闻报导日本畅销作家井上靖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写《孔子》一书，初版印三万册，不久就销售了几十万册。我问日本的朋友如何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说现代人只知赚钱，精神上感到空虚，需要孔子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既相合而也相违的。他们的改组并不是要一味去迁就现代。他们一方面要与时推移，冲破传统的藩篱，追求自我的扩大，把现代的企业精神也吸纳进来成为生生的精神的一种表现。但在另一方面，当代新儒家也对现代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举凡科技、商业的活动，虽然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但当它们产生破坏自然、违反人道的结果，那就不能不加以谴责，而这与现代人的抗议性的精神也是互相配合的。

如果我在以上的分析不误的话，那么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兴起，儒家思想并不占主导的地位，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儒化传统却发挥了强大的支援作用。由此可见，历史是难以预测的。但事态一旦形成，我们却可以给予适当的评价与定位。现代工商业的成就是要加以肯定的。只要不伤天害理，以欺骗下流的手段致富，孔子就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第七)只有当不以其道得之的情况，则富贵于我如浮云。而正德利用厚生，以正当的方法增加生产，蓄积财富，又在同时热心公益，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丝毫并不违背儒家的宗旨。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正好像一个基督徒可以去选择做任何行业，一个以儒家的仁心与生生的精神为终极关怀的人也可以依自己性之所近选择去做科学家、政治家或企业家。理一而分殊，这是儒家理想与精神的扩大，绝对不可以抱残守缺，固守壁垒，以致造成精神上的萎缩，恰恰违背了生生的宗旨。现代新儒家努力寻求给予儒家的信息崭新的解释，一方面要大胆地创新，另一方面却又有所传承，对于时潮并不盲目接受，而在同时有所批判，有所选择，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由日本与四小龙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化与传统并不是完全互相对立的两极。问题在我们要怎样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限制传统的积淀所造成的坏效果，而摸索到一条道路。所谓全盘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可欲。譬如说，美国的经验是不可以重复的，许多地方也不足为我们取法。美国现在逐渐步入后现代的阶段，毛病已经暴露无遗。西部拓荒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是一个消费的社会，服务业鼎盛，只贪逸乐，不事储蓄。国家的收入不是用在建设上，像过去那样筑了铁路，后世还可以受惠，现在却是大部分用来偿还利息，而最大的债权国乃是日本。我在美国中西部住了十多年，才知道美国今日所以能够维持一个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毕竟还有许多人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宗教信念，恪守工作伦理，勤奋努力不懈，才能够担当起社会栋梁的责任。到了哪一天城市的虚骄之风蔓延，以钱滚钱，吸毒，搞性关系，美国沦为二流国家的地位就指日可待了。而美国教育的危机有识之士已在大声疾呼必须加以正视，谋求有效的对策，简直已经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了。而大陆学者往往批评当代新儒家徒看到现代的弊病而加以谴责，这样可以导致现代化还未起步便已胎死腹中的死症，他们认为贫穷落后的大陆，别无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全心全意地现代化，才能冲出一条出路。但这种推理是虚假的二分法推论出来的结果。难道中国要现代化就要先提倡消费，不事积蓄：人人都去享受洋烟洋酒、外国电视；大搞公关，由上到下，大吃大喝，那么急需用的资本从何而来呢？而假借开发为名贸利的做法，环保生态都可以不管，山林砍伐，水土流失，无须等到后现代，就已经事态严重了。而全国文盲的数量，根据官方的资料，都承认有两亿几千万之多。这些问题都可以不理吗？盲目地西化，必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新儒家力主促进现代化，但同时呼吁必须自己做主，有所选择，我们没有理由去重复西方的错误，同时要配合我们自己的情况去引进西方的东西，才能产生比较良好的效果。大陆只有在传统、马列、西方三方面产生健康的互动，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