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伊川更板起面孔直斥王子不可以折枝损害了春天的生意。宋代的儒者尊君是尊君之位，总希望统治者也能够正心意，致知格物，做爱护老百姓的好皇帝。比较起来，宋代的知识分子是受到优遇的，但他们改变不了根本的政治架构，能够发生的作用是有限的。我曾经在闽北的邵阳参观过李纲的纪念馆。李纲就曾上疏给皇帝，告诫他不要有用时就起用知识分子，无用时立刻罢黜他们。哪知李纲本人不久就被罢黜，后来勤王不及，造成钦宗皇帝被金人俘虏的恨事。而论者竟然批评理学救不了宋亡，这岂是他们所能为力之事。而学者的影响只是在野，并不在朝。伊川背谤，朱子死时被斥为伪学，到死后才受到尊崇，这是历史的吊诡!宋儒把真正的权威放在三代之治的超越理想之上，他们对现实的威权并不低头。陆象山谓六经皆我脚注，这是何等的气概！宋代儒者追求的是精神的自律，注重教化，他们建立理想的道统来对抗现实的政统，在精神上是解放的。朱子本人就以科举害志，哪知后世乃被利用来当做考试的标准，甚至被当做封闭思想的象征看待，这是从何说起呢！

论者每谓元朝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无理，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地位卑贱，所谓九儒十丐，另一方面正是在元朝，朱子的注疏被采用来作为考试的基础。同时知识分子为了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保留固有文化，乃大力提倡模仿而不鼓励创新。这样所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可以争论的，但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干的因素。但中国历史的败坏的根本关键却是在明朝，不能把坏的一切都归咎之于异族的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深恶孟子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的态度，洪武五年曾罢孟子配享一个短时期。他曾禁读孟子，但因为臣劝谏，终于出孟子洁本行于天下。由此可见，孟子思想与统治者的威权之间的本质性的冲突。由明太祖开始，兴文字狱，残害知识分子；破坏宰相制度，把权力移到内朝；后来又有廷杖陋习，竟可以把敢谏之臣立毙杖下；士风之败坏莫此为甚。比较明朝的官学与私学不免令人产生极大的感慨。明朝的学风由陈白沙开始就重自得；王阳明体悟良知，由百死千难中得来；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竟可以赤手搏龙蛇，颇出了一些豪杰之士；到晚明甚至有李卓吾那样的人物出现。但上面所宠信的，则是严嵩那样的奸臣与魏忠贤一类的宦官。二下里适成对比。王门后学自有许多荡越之处，但他们思想开放，比较热衷于吸收西方思想的也多是有王学倾向的人，像黄梨洲那样更能够起兵抗清，晚明亡的责任完全归之于王学的荡越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东林党人的意见是过分偏激，但他们不畏威权，表现出读书人对天下事的担负，仍然赢得后世的尊崇。

到了清朝，由于异族统治与继位之争，乃广兴文字狱，禁锢士人的思想。虽然同是异族统治，但清朝与元朝不同。蒙古游牧民族并没有长远的计划，只想抢掠中华，然后离去，哪知却留下来建了一个王朝，不足一百年而亡。女真族却向往中国文化，康熙接受了圣王的理想，大力提倡尊孔。平心而论，清初的统治者比明朝的统治者要强得多。明代的皇帝一直对儒家没有好感，却又要利用儒家来做幌子，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还诏天下通祀孔子，但到世宗(嘉靖)以外藩继位，为了追崇本生父，与在朝群臣意见相左，只继统而不继嗣，后来乃逼令孔庙改制，硬以君权侵凌象征道统之孔庙：孔子又贬回唐初以“先师”配享的地位，终有明一代，孔庙竟不获改王。吊诡的是，竟要等待满洲王朝夷狄之君之提倡，孔庙始能恢复往昔之荣耀。而传统儒家虽持“治教合一”的理想，但事实上统治者掌理治民之要，士却负责教化事宜，分工合治。到了清代，无论程朱派的李光地，或者陆王派的李绂，竟都尊康熙为圣君。雍正则利用曾静事件，颁布《大义觉迷录》，更明白以道统自居。而“治教合一”落实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批判精神的减弱。(注：这一节的说法大体是根据黄进兴君晚近的研究)。乾隆时代的光晖恰好对比于日后中国文化衰疲的境况，这是可以使得我们长叹息的。

4.由内圣到外王：采纳民主制度

由以上的简短的历史的回叙，我们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儒家的理想与专制的现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中国古代有禅让的传说，到了三代，虽然变成了家天下，但汤武吊民伐罪，统治者的作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孔孟到了晚周乃提出了仁政的理想。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之中究竟有没有民主的根苗呢?如果民主的意思是建立选举的制度，以及权利制衡的机制，那么中国传统之内能够利用的资源是很少的。孔孟所相信的是君主制度，所谓圣君贤相，这是“民本”的思想，并不是现代西方式的“民主”的思想。我们不能因为《礼运·大同》篇中有所谓“选贤与能”的说法就说中国古代有民主选举的思想，这是不相干的附会，因为原典的意思只是贤明的统治者选拔贤能来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民本的思想。我十分怀疑，如果不是受到西方的冲击，中国自己能不能够产生民主的思想。黄梨洲的《原君》虽然深刻地揭发了私天下的思想的弊害，却仍然回到三代之治的向往，并没有转出西方式民主的思想来。

但近代西方既已有了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之后，在现代仍抱着儒家的理想的学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理由一定要排拒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呢？至少我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如果我们清楚地看到，仁政的理想根本不能在现实的朝廷政治之内落实，相反，怀抱着理想的知识分子每每为专制的帝王所压抑甚至于无情地镇压与杀戮，而在另外一种制度之下，人民反而可以过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考虑接受一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呢？孔孟的思想乃是孔孟的时代的产物，而孔孟思想的本质毕竟是“为己之学”。由内圣到外王既不能采取“治教合一”的直接的方式，就必须改弦易辙，采取曲折的“政教分离”的民主方式。此所以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家莫不接受民主自由的理想，而提倡两只脚走路：政治制度采取民主的方式，而公民自己负责道德与文化方面的修养。两方面兼顾才能够有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家提出的政治理想在仁心的基础上固然有它的立足点，但在仁政的实践上却有它严重的局限性。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有一个抗拒威权的光辉的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能够误解，以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个个都像孟子一样，这和事实距离得太远了。事实上自汉以来，政治化的儒家一直就在提倡愚忠愚孝，制造顺民。到了明清，在帝王的专制淫威之下，显然更多数量以科举为晋身之阶的读书人甘心情愿做了严嵩、魏忠贤的应声虫。至于广大的民间自更是习于逆来顺受，而养成了服从权威(以及威权)的性格。一直要到朝廷腐败不堪，天灾人祸一齐来，民不聊生，这才揭竿而起，群雄并立，一直到真命天子出来，乃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朝代的循环。

由这样的角度观察，说我们的民族性有一种服从权威的性格，是包含了相当真理的成分在内的。儒家传统想要建立德行的权威，孟子斥责杨墨的无父无君，确立长幼尊卑之序，这样的思想通过教化已经深入民间。而朝廷又打着儒家的招牌，辅之以法家的严刑苛法，使得广大的中国人民变成了世界上最驯服最容易统治的人民。这些人民不只服从权威，也服从威权，既怕官，又怕管。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走极端，把中庸不偏不倚的理想，滑落成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心里不满意，嘴里也不说，能敷衍就敷衍，实在没法子，就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