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人这样的性格，可能最好的是保留传统的君主制，像英国一样采取虚君的方式，实行责任内阁制，这比较接近传统的宰相制度，转变起来大概会顺适些。但不幸中国最后的一个王朝偏偏是异族统治。戊戌变法失败丧失了最后的机会，改建民国就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袁世凯企图复辟彻底失败，可见中国并不接受一个利用威权来窃位的野心家。但中国人往民主的方向的转变在心理上的准备毕竟是不足够的，多数的中国人仍旧隐隐然流露出一种崇拜权威的心态。这乃是朝廷的时代终结以后没有了皇帝之位的“天子”，在全世界大概还找不到像中国那样敬老、崇拜权威的情况。一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讲人事关系，法治不张，对于民主的施行构成了有形以及无形的障碍。

往未来走，我们有好多工作要做。一方面我们要建立知识的权威，法治的权威，另一方面我们要打倒官僚，打倒特权。在此过程之中，教育乃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在概念上要作出清楚的分疏。我们不可以盲目地反传统，我们的传统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源，包括抗拒威权以及尊重生命本具价值的传统。但我们的传统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往往过分崇信权威，甚至滑落到对于威权的顺从；也过分强调责任观念，漠视权利观念；政治则没有由伦理独立开来，以至缺少权力制衡的观念与机括，只能用道德观念来约束统治者，根本收不到效果；更没有发展出民主选举的制度，也不注重法治的程序。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如果光是作平面的对比，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确有一些难以消解的矛盾与冲突。但我们尽可以在权威与威权之间作出清楚的分疏，改由一个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儒家传统的仁政规约原则以内，我们并找不到一定要排拒民主制度的本质理由，由民本到民主，这正是我们必须走的方向。

(原刊于《法言》总二十三期，一九九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