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面见美国领事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天一早，爸爸吃完早餐，陪祖母去到广州东方宾馆，宾馆楼下是办理一般人员出国签证的地方，最高一层是会见美国公民的地方。由于祖母拿的是美国公民通知书，所以一路畅通无阻，一直到达宾馆最高一层，门口的守卫，很有礼貌地看过通知书后，便让祖母和爸爸顺利进入了会客厅。迎面扑来的冷气，让爸爸感到前所未有的贵宾待遇，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冷气啊！

面对和蔼可亲的美国女领事，爸爸感觉到祖母手心发冷。祖母举起发抖的右手，正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从美国领事手中接过了应该在60多年前就属于她的美国护照。

接下来，美国领事询问祖母的家庭情况，由秘书兼翻译转告祖母。当得知她有5个子女后，问祖母是否希望子女都去美国团聚。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随即拿出5份表格，让她的子女们填写赴美申请。当时小叔尚未结婚，可马上随祖母一起前往美国。爸爸与姑妈，还有两个姑姐（爸爸的妹妹），按照美国公民已婚子女的身份排期轮候。

三天后，祖母和小叔离开生活60多年的故土，到达美国加州旧金山。而我的家庭也就正式进入等候赴美的排期阶段。

第八节　准备行装

在等候排期赴美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我已经隐约感受到爸妈有前途茫茫之感，但仍在上小学的我和弟弟，仍然是无忧无虑、天真快活地度过每一天。唯一改变的是，每天晚饭后，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外，爸爸会把他刚学会的英文字母写在墙上。26个英文字母，成为我和弟弟每晚要背诵和默写后才能上床睡觉的功课，据爸爸说这是赴美前夕的学前准备。而爸妈亦在暗地里筹备全家迁移美国的事宜，准备踏上美国的漫漫人生路了。

回忆这段日子，爸妈都在盼望着美国领事馆的通知书早日到来，我和弟弟还是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班上同学也不知我即将移居美国。我在乒乓球班里仍刻苦训练，训练内容已开始进入两人对攻阶段。不知何故，我养成了赢球就笑，输球就哭的坏脾气，为此教练经常向家长投诉，这种坏脾气直到我到美国后才得以改变。

爸爸这段日子就更忙了，除了每周上六天班外，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当时广州外语学院举办的英文班学习，二、四、六晚上又去广州烹调夜校学习炒菜，据说这是出国谋生的必修课。妈妈则包揽了家中的大小事务。每到周日空闲时，家中都十分热闹：我和弟弟高声背诵“ABC”的声音，夹杂着妈妈洗衣的“嚓嚓”声，改变了过去家里的沉闷气氛。爸爸烹调了一道刚从烹调班学来的“葱油瓦锅鸡”，竟然也十分美味可口。就这样，我们全家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冬去春来，我们终于盼来了美国领事馆发来的准备办理出国护照的通知书。我和弟弟不到年龄，不需单独办理护照，因而，我与爸爸共照相片办一个护照，妈妈和弟弟办一个。此时，祖母在美国亦协助搞好了各方面的担保书，保证我们全家到达美国后，不会成为公众负担。

接下来，全家顺利通过了身体检查，由于各方面都准备充分，接到美国领事馆的签证通知后，出国手续很顺利就办完了。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第一次走进北京路上的江苏包子馆，全家一下子吃了十多笼包子，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一天了！

在这之前，妈妈已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从卫生院买回来的各种中成药就有一皮箱，吃饭用的碗、筷子，煮饭的电饭锅，冬天的棉衣，双、单人棉被等日常用品都买好了，据说到美国使用美元买不划算。接下来就是筹备飞机票了。爸爸的工龄有20年，当时离职金按工龄计算，一年工龄给一个月工资，爸爸每月只有50多块钱的工资，总计还不到1200元，而妈妈的就更少了，还不到500元呢！爸妈总共拿到的离职金，离我们全家赴美国的费用还差得多啊！

第九节　依依不舍

话说爸爸和妈妈的离职金加起来要购买赴美国的飞机票和支付旅途费用还差很远，而且到达美国后花销还要用美元，这难题让妈妈苦思了一段日子。爸妈各自需要购全票一张，我和弟弟都按半票算，那全家共需买三张全票，那时一张最便宜的转机飞机票都要1000多元港币，而当时的港币兑换人民币是100港元兑42元，而且人民币兑换港币有一定的限制，凭出国护照才能在指定银行兑换。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妈妈绞尽脑汁，不甘心被费用不够难倒，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其中有爸妈半旧不新的永久牌单车，这是当年送我和弟弟去托儿所用过的；还有残旧的收音机，用来缝补衣物的旧衣车……有人愿意要的都卖了，但离所需费用还差很远。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向朋友和亲戚借了一笔钱，又从当时已在香港定居的姑姐那里借钱，才买了飞机票。后来我才知道，在到达美国半年时间内，爸妈已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姑姐在香港帮忙买了“中华航空公司”经台湾地区飞往美国旧金山的便宜机票，经过几重波折，我们终于定于1982年9月6日从香港出发，妈妈的心头大石总算放下了。我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的乒乓球班的同学，告别了我敬爱的乒乓球启蒙老师，更告别了我最好的同学（外号鲁智深），也告别了与我画线而坐的同桌女生小芬。虽然在学校才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同班共桌，争吵打架，但离别这一刻，同学和老师对我都依依不舍。一直到去年，因为参加“梦之旅”才有机会再回母校，拜会我的启蒙恩师，并寻找我的师兄师妹，遗憾啊，再也找不到我童年的同学了。

在我的记忆里，离家出发那天早晨，临出门时，妈妈还点燃了两串鞭炮，据说是辞旧迎新，去掉霉气，迎来好运。爸爸当年的工友和战友20多人到广州火车站，把我们送上开往香港的列车。有位工友拉着爸爸的手说：“希望我们再相见时，大家不用拿拐杖啊！”当时爸爸才38岁啊！

我和弟弟都是第一次看到火车这种长长大物。我身上穿着过年才会穿的新衣，我那时体会不到爸妈那种前途茫茫之感，心里反而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妈妈准备的行李有四大包、两小包加两条扁担。中午时分，火车到达深圳中国海关，爸爸和妈妈各挑两包行李，我和弟弟跟着爸妈进入海关，接受出国检查。海关官员看我们大包小包的，如临大敌，可能在他们心目中，又多了几个投敌叛国分子吧。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全部翻遍，把装中成药的皮箱弄翻，药撒得满地都是，然后像审问犯人一样问：“为什么拿这么多药出国？”妈妈解释说这是我们全家出国后头几年生病的用药，哀求他们放行，几位海关官员商量后，扣下了我们的云南白药，我们也只得乖乖地拾起撒满地上的药物，然后一步一步地迈出了中国的国门。

第十节　台湾转飞

我们全家迈出中国国门后，爸爸和妈妈用扁担各挑一担行李，我也拿着一小袋衣物，挽着弟弟，就如逃难一样进入当时英国人管治的香港。真的是国穷民被欺，英国当局把我们视为途经香港的难民，把进入港区的人都关进一个大笼子似的房子里审查证件，后来才知道这地方叫“铁笼子”，形状如集装箱一样，在8月的炎热夏天，没有风扇，亦没有饮用水和食物供给，屋内好像蒸笼一样，我和弟弟热得全身汗水湿透，嘴唇都干裂了，不能随意走动，我们只能躺在地上。只见官员们进进出出，我们却不能走动，被关在屋子里，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6点，才算检查完毕，天啊！我们又像从难民营出来一样，走进香港了，幸好姑姐已来接应我们，晚上八九点到达姑姐家中。

姑姐家住香港沙田区，我们在香港停留了一周。1982年9月6日，姑姐把我们送上飞台湾地区的飞机，再转“中华航空公司”班机飞往美国旧金山。飞机飞行了大约一小时后在台湾机场降落，在转机过程中，台湾官员发现我们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马上紧张起来，像抓到了什么似的，专门把我们一家四口带到一个会议室里。啊！又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了吗？爸妈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