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研究历史兴亡治乱，结论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凝结中国人数千年经验教训的结论，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在以千年为尺度的文明演进整体态势上看，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但若仔细考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事实却未必尽如此。以汉族内部的斗争为例，秦帝国的法家政治无疑是最严峻而不得民心的，统齐八荒的却是秦帝国，虽其仅历二世而亡；以民族战争为例，不管那位长发的歌王如何高唱雍正“得民心者得天下”，除非汉人有变态的被屠城爱好，入关清军的群众基础肯定不及朱明乃至李闯，爱新觉罗氏却终坐稳三百年江山，甚至还有人希望其“再活五百年”。历史的经验给了我们另一个结论，六国破灭，宋明衰亡，其原因并非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些破灭的政权未必真不得民心，只是未能有效利用民力而已。

韩非子批判儒家施仁而不用法的政策时，有段精辟的论述：无论政府如何施行仁政，他们对庶民的恩义，也无可能比得上数十年养育之恩的父母。许多牛皮烘烘的战国青年，信奉各种奇谈怪说，又好穿着奇装异服游历各地，如屈原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如果再嗑上几粒摇头丸，差不多就是现代美国的嬉皮士。战国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家都很生气，但对这帮“礼崩乐坏”，无视父训母教的败家子完全没有法子。不过，只要老太太一哭着找到亭长大人，大人随便拿上条绳子把这不孝子捆送官府，他马上就服服帖帖，足见严刑峻法远比仁政爱民高效。

我们姑且把韩非子这个比喻变通一下使用：以父母的恩情威严，尚且不能驱使子女拦路打劫，那还有什么仁者能让老百姓跳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呢？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在不少反动统治时代，老百姓虽然抱有怨言，这种怨言和激愤，却很快就被统治者的军刀和马靴给吓退了，人终究是怕死的，只要统治者略加安抚，“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草民也就安分了，对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英雄，草民们只能默默地“精神上支持”。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名著《草原帝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蒙古兵想要杀掉一个中亚汉子，却没有趁手的刀，于是命令他站在原地不动，自己四下寻刀，半个时辰后蒙古人拿着刀子回来，那个懦夫还等在原地没有逃跑。这生动地诠释了四处屠城的蒙古马队为什么带着九万麻袋耳朵征服了半个地球。

如果历史总是这样，那这个世界就难免太可悲太绝望了。所幸历史也不时唱唱韩非子老兄的反调，以韩非子师兄弟的法家理论建立起来的秦王朝一夜之间淹没在两个卑微的劳改队长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里。韩非子理论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人民深藏的勇气和理想，韩非子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懦弱卑微。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人落寞而深沉的表情下，藏着两副历史的面孔，一副是在游牧马队的皮靴下战战兢兢的奴颜，一副则是“初随骠骑战渔阳，纵死犹闻侠骨香”的万丈豪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离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实只差一个注脚，那就是有理想、有信念，服从纪律，悍不畏死，同时具备高度的军事素养的群众。赤壁大战前，刘备过襄阳，跟从民众竟达十数万人，等若襄阳城所有军民都抛下一切，追随刘备和他的理想去了。刘备终成鼎足三分，不仅在于他得到了民心，更在于他得到的是忠勇侠义、光荣伟大的原生态汉人的民心，这是百万提着脑袋追求理想的民众。

太平天国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清朝统治者的残忍和腐败，造成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差距外，还需要有一群勇敢而具有军事素质的群众，敢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这个群众基础，在今天广西、湖南一带逐步形成。

清军入关后，清王朝为证明自己比朱明更适合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一面加紧钳制文化思想，一面也在着力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把人口的多寡作为政绩。先是康熙帝颁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干脆直接“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农业社会，男丁就是生产力，“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种树”，既然不交人头税，百姓自然不生白不生，大生特生。于是在清朝前半期，完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膨胀，至道光二十年，官府登记的人口已达四亿。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是衡量朝廷行政水平的指标，清王朝拼力增殖人口，最后却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人多了，地却少了，国家的生产并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大批无地农民只得沦为流民甚至乞丐，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就有乞丐十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如果人多就是盛世，大约康乾年间是一个裤子都穿不上的盛世。早在乾隆年间，国家最盛时，已经有人进言皇帝“百病以人多为首”（《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清廷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很单一，除了移民还是移民，移民运动一直贯穿清王朝三百年历史：早期因为四川等地遭到大屠杀而移民四川，后期因为人口压力又大规模移民到粤湘黔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