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用剧场表演方式和暴笑对话探讨着"传统的 失去"和"生活中的失落"。而这也常常是赖声川作品所共有的主题， 并且这些作品通常没有剧本。而是由赖声川和演员们在集体即兴的创 作过程中完成。所以在与观众见面之前，《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整 整排练了７个月，而当初的１９８０年代，看戏从来不是台湾人的选 择，在克服了没有舞台，没有演员，没有编剧，没有题材等一系列的 没有之后，赖声川和他的表演工作坊，可以说是传奇般地创造了台湾 现代剧场公演。但是在接二连三的成功背后，他要告诉你的是一些并 不那么得意的故事。

赖声川：我大概碰到这种所谓的这种瓶颈，整个就是作家的瓶颈创意上的瓶颈，碰到过两次，第一次还好，就大概一年。

杨澜：就那一年你想不出新主意了是吗？

赖声川：想不出新主意，我做两个翻译的作品。那本来就是我的专长， 我学的就是这个。剧本好的，我来导，我觉得反而那个是比 较容易的事，第二年马上又可以做新的作品了；第二次比较 严重的是，我拍完第二部电影，我第二部电影叫《飞侠阿 达》，它是一个在票房上非常惨痛的一个失败。

杨澜：惨痛到什么程度呢？

赖声川：惨痛到我想为了投资商，包括我们自己也有投资，赔了不少 钱。可能对很多电影导演来讲，听我这样说，会觉得太可笑 了，票房不好，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一 件事情。有的戏好，有的戏不好，可是我们的戏通常都不错 的，所以我们好象有点被宠坏了，那我这个东西我很多年之 后可以来让- -

杨澜：当时自己不能碰的。

赖声川：当时我不能接受，就是说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做出这 么一个失败的作品。虽然很多人鼓励我说， 《飞侠阿达》太 棒了太特别了，是太另类的一部电影，也在世界影展各地都 得到很好的评论……但是其实我最不喜欢去影展。

杨澜：为什么？

赖声川：我觉得影展是把人们最不好的一面掏出来。

杨澜：为什么？

赖声川：因为-

杨澜：穿漂亮的衣服，走红地毯……就是最不好的一面吗？

赖声川：在某一方面对我来讲是，因为你必须作为一个不是你平常的 面貌，你必须一直不断地在说我好棒，我好棒，你要在一直 都说，我是最厉害的。我就很不喜欢这种文化。然后刚好又 碰到那一年大家都风靡的几部片子。我觉得不但觉得不怎么 样，我还觉得好容易拍，所以我就跌入了某一种低潮里面， 我在想说，原来人们要的是那些。那太容易了，而太容易的 结论是我不会。我不会做容易的事。当然你可能觉得这是一 种很傲慢的说法，但是可能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很多人有 时候会跟我说，包括我太太常常会跟我讲，别搞那么复杂， 你的戏都很复杂，你不要搞得再复杂。但是可能我的个性就 是这样子。

演员A：他能够要指挥这么多事情。这么大一个舞台，这么多人，需 要有很强的定力和组织能力。但是呢，他又没有着急，他讲 话都是慢慢的，好，好好，就是那种一点点，都可以把事情 处理好。

演员B：他每次看到我冲到排练厅的时候，他就会说，放轻松放轻松。 就这里边桃花源的台词。我们每一次闭幕以后，赖导都会组 织所有的演员在一起在那个幕后，大家可能在散场的时候， 我们会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所有让我们可以成功演这一场 话剧的人。

演员C：其实我今天还在跟（俞）恩泰说，我看到了赖老师还会脸红， 就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的心情。而且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 们在即将上舞台的前一天，他跟我们说，有一句话之前我不 跟你们讲，但是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讲了，你们在舞台上最重 要的不是你们的台词，不是你们的动作，也不是你们的眼神， 是你们的耳朵。你们在舞台上要打开耳朵，你们要去剧场要 去听观众，要听你的搭档。当时我就心里很佩服这个人。因 为他跟我们讲之后，我们马上再排，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他没有在第一天给，因为他知道第一天连手眼都顾不过来， 根本不可能顾到耳朵，所以他太有步骤了。

演员D：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是会让演员又有压力，又不会觉得说有 种很强势的东西来影响你的发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然 后导演是一个会让演员很有安全感的导演。

演员E：赖声川导演不是一般人，他不是神，但他也不是人，他是神人。

赖声川：那天我们请一个观众上来，正好是在伯克莱非常著名的，每天中午会到广场上，然后就会开始脱衣服的一位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