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才—官—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官—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把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财—官—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官—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入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入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这条路径。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官—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