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才—官—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官—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官—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官—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官—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官—才”呢？公务员的准入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官—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官—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官—才”，“才—官—财”，“财—官—才”，“财—官—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很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入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