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的“仁”，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人的人格表现。人格是要从自我开始的，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他的弟子曾子也非常强调人格。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仍然被现代人引用的话就来自于曾子。曾子讲了一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节。类似于墨子讲的“义”。

墨子认为世俗最珍贵的宝物，却不能利民，只有“义”才是利民的。在《耕柱篇》中，墨子这样说，和氏的玉，隋侯的珠宝，都是高官们看中的宝物，这些东西可以使国家富足吗？可以使人丁兴旺吗？可以使社会安定吗？不可以！我们之所以珍视宝物，是因为它有利于人，然而，和氏的玉、隋侯的珠宝这些东西对人并没有实际的用途，所以它们不是天下最珍贵的宝物。如果用“义”来治理国家，国家必定可以富足，人民必定可以增多，社会必定可以安定。既然宝物的可贵，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人，而“义”却实在有利于人，所以说，“义”才是解读天下最最珍贵的宝物！

类似的观点在孟子那里也有。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我所喜欢的，这是人的常情，有比生命更为我所喜欢的，比如义，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牺牲生命而选择义。

总之，要有人格。有人格的人不怕穷，就怕道德有缺陷，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些都是孔子对个人道德和人格的要求。“仁者爱人”，“仁”是最高的道德品德，要取得“仁”，就必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