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车上，伟东分明对我很不满意。我这会儿也适应他这种套路了，便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他分析道：“你看这事啊，咱们客观分析，不涉及我的因素，应该说是组织得有点生硬了，整个弄得比较僵。因为从男方的立场来讲，既然是找小姐嘛，自然该由小姐提供服务了，包括开头的气氛营造，都应该热情点啊，否则你让一个从没有过经验的傻老爷们，怎么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女方也有自己想法，人家会想，我这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得少玩虚的，多来点硬道理呀。结果，双方都等对方先出牌，可不就僵到一块了。”

伟东摇摇头道：“你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29

次日，我从东山乘火车返回西山。家里正有一场庄严的会议在等着我。

会议于当晚开幕，主要发言人是我的姐姐罗昆和哥哥罗仑。

我家三姐弟，名字连起来甚是雄伟。罗昆在一家国企做办公室主任，罗仑在一所大专学校做后勤处处长，他们间只差两岁，但却比我大出了七八岁之多，看上去跟我简直不像一个妈生出来的。据说中间还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死于饥荒。所以在我自幼的印象中，他俩从来就不是能陪我玩的同伴，而是随时都会教训我的长辈。眼下居然惊动了他们，专门回家来参加会议，这阵势非同小可。

罗仑先开讲。他尽管岁数没罗昆大，但身上始终有种长子意识，人也长得敦实厚重，说话慢条斯理。一到他面前，我就有种面对老支书的感觉。关键是我俩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他早年下过乡，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读了两年大专，毕业后先在一所财校教了两个月中文，然后就改做了行政。我有个中学同学，当初曾在那所财校做过罗仑的学生，回头告诉我说：“你哥一进教室，就先给学生们鞠了个躬，说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绝不拖泥带水；态度也挺和气，好像台下坐的全是领导，而不是一些随便怎么训都可以的孩子，真是有水平。”这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种大智若愚的人要是还当不上官，世上就没人能当官了。

后来财校由中专改大专，他也一步步走着慢慢升迁之路。据说曾有机关打算调他去做科长，作一简单过渡后就可提为副局长，却被他谢绝了。伟东对此评价说，那个机关是清水衙门，权力不大责任不小，哪有学校里舒服！学校事不多，采购的东西却不少，再过两年大专改成本科，你哥起码还能往上挪一下，干到处级没任何问题。我听着这些级别概念简直如聆天书。

眼下，罗仑阐述的主题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浪漫一下、冲动一下，倒算不上什么，但要是都快步入中年了，还容易被幼稚念头所左右，那就太不成熟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在他还没开口时，我就已微笑着进入了一种反思状态，如同在外疯玩的小孩一见到大人，便马上乖乖低头一样。但他并不轻易罢休，既然开了口，就要将事先准备的语重心长向我进行完整的灌输，于是我就被彻底淹没在了他的滔滔江水之中。

其间罗昆也配合着简单点拨我几句，大意无非是：在中国，除非有绝大的把握，否则一定不要轻易离开国有部门。60年代初，经济困难，物价上涨，百姓间都流行说：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国家又顺便一号召，很多城里工厂的职工就回了农村老家，全都种大葱去了。结果呢？今天傻了吧？而今天国家要是再号召大家回农村老家去，还会有人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