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政在权力链条上的位置既然非比寻常，担此“要职”者，自然非掌权者之心腹亲信莫属，就如现在的领导拣司机、秘书，必选自己的嫡系。与掌权者的密切关系，无疑让门子的权柄更重，因为关系网络正是隐权力的重要来源，离关系网络的权力中心越近，就越容易假借或请托到权力。难怪晚清时有人感慨地说，“门权最重”。

门权有多重呢？这可以从“门包”上掂量出来。门包就是孝敬给门子的银两，用红纸包着，上书“门敬”或“门礼”二字，以示尊敬和郑重其事。如果不给门子送上红包，当然就别想见到门子背后的大人。我们也可以将门包当成是赎买门权的“赎金”，门包越大，表明门权越重。在清代，送门包已经成为官场惯例，这也说明门子的权力已获得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普遍承认。

咸丰年间到福建任布政使（副省长）的张集馨就遇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门子——闽浙总督庆瑞（福建、浙江二省的一把手）的司阍。此人叫做张七，是庆瑞的心腹亲信，司道州县送给他的门包，必须是成色、分量达到官方标准的银子，洋元是不收的，每次属员送来门包，当面在门房拆封，看是不是够分量、够成色，短缺几分，立即掷回去，补足再送来。庆瑞则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这个张七，更加肆无忌惮了。

张集馨刚到任时，第一次送门包，因为银子重量欠缺六分（两），被张七掷出来，张集馨本想发火，但想到庆瑞已经批评过他脾气太刚硬，只好强忍下来，叫家人再加一钱银子送去。以后每次送门包，都是足色足量。

回到“甲乙二商”的故事。门子乙与巡检甲名分上虽是主仆，实际上二人是老朋友，又是捐官的合伙人，有了这样一层特殊关系，乙窃柄弄权一定比一般的门子更加有恃无恐。

巡检虽然是九品芝麻官，但掌管的是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权，是最具杀伤力的执法权，借用吴思先生创造的一个概念，这是一种非常值钱的“合法伤害权”。太平天国的北王韦昌辉在落草之前，是一个小土财主，只因无权无势，曾被当地巡检勒索几千两银子，韦咽不下这口气，才决然加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小小巡检的伤害权能之大，可见一斑。所以往巡检司署行贿送礼的人数自然十分可观。

门子乙因为把据着巡检权力系统的出入口，不但有常例的门包收，更能狐假虎威，巧取豪夺钱财，既当“小偷”，又当“强盗”，后者才是门子乙最大头的收入。看，巡检甲应得的款项（大概就是当地百姓向巡检大人赎买合法伤害权的“赎金”），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据为己有，这是小偷的本领。他还肆无忌惮地伪造甲的手书，向富人讹索（富人交纳的勒索款，当然也是赎买巡检合法伤害权的“赎金”），这又是强盗的本领。如此善于弄权的门子，难怪“数年所敛之财，已倍于甲”了。

《清代之竹头木屑》收录的这则《甲乙二商》，不知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过，这类“门子坐大，富比主子”的故事，在晚清官场上其实并不乏其例。据光绪年间进士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记载：“旗人做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门政之所以能富于主人，全赖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官员听门政指挥，门子等于成了官员权力的非正式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