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姚作家，您的小说还没卖完吗？”张文问。

“快了，快了！”姚凯一口干了杯中的白酒，接着说，“全靠哥哥们捧场，全靠哥们儿！”

“捧场？都谁呀？谁这么不开眼，给你捧场？哈哈……”张文说。

“嘿嘿……文哥，您说话特幽默，”姚凯夹一大块肥肉，塞进嘴里，没怎么咀嚼就咽进了肚里，又接着说，“文哥，哪天我送您一本，请文哥多多指教！来，文哥，我敬您一杯！”

“敬我，为什么呀？你那么大一作家敬我，怎么，今儿你埋单啊？”张文恶毒地揶揄说，“我说姚作家，这酒可不便宜，你知道多少钱一瓶吗？”

姚凯慢慢放下举着酒杯的手臂，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僵笑。

“算了，算了，今儿我请客，我请客！呵呵……”老熊头儿急忙打圆场，端起一杯茶水，冲张文说，“老弟，我、我心脏不好，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给你们压惊！呵呵……”

张文端起酒杯，与老熊头儿碰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姚凯几乎再也没说什么，只是默默不停地一个劲儿吃着喝着。偶尔抬头，却感到了几个女人向他投来同情、怜悯的眼光。姚凯已经很有些日子没见过如此丰盛的饭局了。今年三十六岁的他，至今还没有成家，也没有女朋友。十年前姚凯毕业于南方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后来分配到南方一座县城的政府机关，成为了众多整日无所事事的公务员中的其中一员。怀才不遇的他两年后便辞职来到北京，以图发展，成了文学“北漂一族”。这些年，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杂谈等等，加起来也有不下四五百万字，但几乎没有一篇能换成维持生计的货币。渐渐地，他变了，原先清高、孤傲的脾性变得随和、谦卑，甚至有些猥琐了。初来北京的那几年，姚凯为了练出一口流利的京腔，好便捷、彻底地融入京城的社会没少下工夫。可是他终于发现，改变口音要比改变秉性难多了。无论他怎么刻苦、努力地效仿、揣摩、体验，却始终没能达到那种油滑腔圆，目空一切，爱谁谁的京腔境界。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不知道从什么开始，姚凯在内心深处渐渐默认了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卑微。他没有特别要好的北京哥们儿，尽管他一直希望能够真正交上几个知心的北京人，且处处以身作则，诚恳待人，他总是把并非固定而又微薄的收入全部用来招待、应酬，以维系对他来说不多的社会交往，以至于常常交纳不起房租和电话费，有时甚至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但结果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于是姚凯认定，在北京人宽宏、随和、大气的外表下，深掩着对外地人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戒备。尽管现如今绝大多数的北京人都是外来户，有好些最多也就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但当年八旗子弟那股傲慢骄横、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顽劣秉性却浸透了一代又一代的“皇城子民”。

“其实姚哥们儿这人挺实在的！”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姚凯听到的他周围的北京人对他最贴切、最有人情味的评价了。

“喂，我说你们几个，”段飞勇抬起左手罩住自己整洁的寸头，捋巴着说，“以后玩牌的时候别那么张扬。多不值啊，几万块钱干点什么不好？亮哥，我说得对吧？”

曹亮点点头，没说什么。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他一直在想，那天究竟是谁向警察举报的？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那家茶馆是哥儿几个常来常往的活动场所，玩牌、扯淡、忽悠，一个月里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泡在那里。茶馆的老板娘是一个来自四川的三十来岁的性情冷漠、少言寡语的漂亮妇人，姓叶，叫叶远远。据说曾经是南方某市某贪官的情妇，贪官锒铛入狱以后，这位妇人便只身来到北京，开设了这家茶社。在曹亮的印象里，老板娘很少跟顾客交流，总是默默地待在柜台后面埋头敲打着计算器，似乎永远有算不清的账。那天曹亮等人被警察带走以后，老板娘随即也被传唤到了派出所，不过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刁难，草草做了笔录便被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