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熊头儿悄悄起身走到一旁把账结了。然后又回到了座位上，谦恭、友好地冲着刚才挤对自己的段红鹃和刘雯雯卑微地笑笑。

“我说姚哥们儿，你待会儿干吗去呀？”段飞勇冷不丁地问一句。

姚凯受宠若惊地摇摇头，忙乱地回答说：“我、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段哥，您说吧，我听您的！”其实姚凯比段飞勇大一岁。

段飞勇把手里用过的牙签一折为二，说：“这样，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姚凯很有些兴奋。

“飞勇，你要带他见谁去呀？”段红鹃问。

“见一个，见一个……”段飞勇看了看大家，犹豫着说，“见一个大款！”

在段警官的车里，段告诉满脸疑惑的姚凯，要带他去见一位文化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现在正在物色写剧本的“刀手”，段警官觉得这对姚凯来说可能是个机会。该公司的老板叫李铁毅，算是京城图书发行圈里小有名气的人物。姚凯当然也是有所耳闻。姚凯跟段飞勇从相识到成为朋友最多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段警官对这个既无钱财，又无背景，甚至常常是一文不名的潦倒“文人”有一种绝对无私的同情和好感。姚凯的小说他看过，算不上优秀，但也不像别人挤对的那么糟，而且给人一种朴实、善良的厚重。段警官有那么一点文学情结，平时喜欢看一些古今中外的小说，他对那些成天坐在家里码字编故事的人有一种特别的“敬重和钟爱”。

“姚哥们儿，最近又在写什么呢？”段飞勇看了看身边的姚凯问道。

“写一本长篇小说，关于北京人的。”姚凯眼里闪着光亮。

“写北京人？什么样的北京人？”段飞勇随口又问。

“普通的北京人，就像您和亮哥、蒋哥这些人，还有老熊头儿这样的……”

“我靠，这有什么好写的？我说姚哥们儿，你能不能写点新鲜的？你看现在，那什么，那些美女作家，呵，写的‘一会儿想上床’啦，‘一会儿又不想上床’啦，什么‘男人床上的陌生女’啦，还有叫什么‘一夜激情一夜爱’……要我说，你还不如干脆就写写这些事儿，瞎他妈编呗！不是有本《有了快感你就喊》吗？你就跟她们丫呢对着干，写一本“有了快感我就不喊”，偷着乐！先脱贫致富，混饱了肚子再说。要不这一天到晚，就连张文这种傻逼都能随便挤对你。现在的社会就这样，你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尤其是你们这些跑到北京来混的外地人，要没个从天而降的人间奇迹什么的，想混出个人样来，哼，太他妈难了！我见多了。你说是不是？”

姚凯点点头，没说什么。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年来在北京，他所经历的、所体验的远比段警官的这番话要无奈、沉重、辛酸得多。姚凯自信自己还算是比较善于观察、思考的文化人，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对未来，以及对其他，他都有过无数的思索和感悟。越是苦苦思考，就越觉得失意、沉重，而且很容易让自己脱离现实，进入到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混沌境界。他曾经坚信“深刻”是文学的灵魂，可如今他忽然发现，所谓“深刻”的背后往往浸透着陈腐、虚伪的说教和装腔作势、狗屁不值、空洞乏味的扯淡。起码在书商和普通读者的面前，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面前，“深刻”一文不值。于是他开始竭力把自己拉回到世俗的现实中来，面对现实，带着尽可能的平常心走进平庸和粗俗……

“想什么呢，姚哥们儿？”段警官问。

“没想什么啊！对了，段哥，李铁毅跟您很熟吗？”姚凯问。

“还行吧。他以前求我办过事儿。前段时间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把你的情况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同意先见见你再说。他们公司这几年在北京做得不错。现在又开了一个剧本创作中心，正在招兵买马。我听说写剧本比写小说来钱快，是吗？”

“当然。段哥，这事儿要是成了，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姚凯由衷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