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汇丰的“大班”史上，没有谁比祁礼宾受到的耻辱更多。当他在1930年从海因斯手上接过汇丰的帅印时，虽然大英帝国的太阳已经偏西，但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在香港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勃勃生机。祁礼宾不仅在香港政经界能量极大，而且曾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然而，在他执掌汇丰逾十年后，1941年的汇丰，不仅中国内地的业务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持续而几乎全部停顿，香港及东南亚主要经营地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于日军之手，祁礼宾本人更是沦为阶下囚，随后与原先圈定的汇丰接班人相继含恨去世。

在汇丰的“大班”史上，也没有谁比摩尔斯更幸运又更失落。当汇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指定于他人时，他却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将汇丰的帅印握在了手中。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汇丰终于重新恢复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业务。然而，摩尔斯也同样承受着汇丰的大起大落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当他将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在中国积极重建，以期重新构筑其东方金融帝国的大厦时，历史的风云再次变换。一个雄心勃勃的汇丰发展计划，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炮火中逐渐灰飞烟灭。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摩尔斯知道，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不仅此前享有的特权将不复存在，连自身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变得不可能了。1955年，当汇丰这个“被监押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角落里仅象征性地保留一个营业机构时，其他所有在内地的分行已经全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