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信用和信誉生存和发展的银行业，也许最需要一种能直接感受到的力量来树立起它的权威与信任。因此，坚固、显赫的银行大楼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体矗立于世界各地。在继帝王宫殿与陵寝、宗教教堂与庙宇之后，银行大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性建筑物。无论行走在纽约、香港，还是漫步于伦敦、东京，银行大楼总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而醒目地闯入人们的视野。

1930年，祁礼宾接替海因斯出任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上任后，汇丰的盈利继续快速增长，金库保险箱里的银元越积越多。

汇丰的目标向来是不仅要做效益最出色的银行，也要建造最气派的大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建造的上海汇丰大楼，是当时上海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那高高耸立的圆穹是上海的天际线。而在香港总部，一幢更为壮观的总行大楼也逐渐在祁礼宾的脑海中浮现。

1886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总部大楼，经过约半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已经略显陈旧。更重要的是，汇丰银行发展如此之快，当初设计的保险库，如今已经放不下存量越来越多用做储蓄的银币。此外，在1923年落成的上海新银行大楼的映衬下，不仅香港的总部大楼光辉顿失，而且的确已经显得有些寒酸了。

汇丰大楼旁边是获多利街和香港大会堂。要想不放弃皇后大道中1号那俯视维多利亚港的绝佳位置而在原地建造新大楼，就得有更多、更大的地盘。经过与香港政府的商讨与谈判，1933年汇丰成功获得获多利街和半个大会堂的土地。

接下来是盘点和搬运老汇丰大楼金库内的银元。银元是如此之多，盘点并重新包装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才告完成。

万事俱备。一座比上海分行大厦更为壮观的汇丰总部大楼开始动工。

就在1933年汇丰大楼开工建造之时，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而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企图占领中国的野心，也已经昭然若揭。

战争一旦爆发，对于许多人或者企业来说，他们的命运就会像琴弦或稻草般易折易断。然而，对于汇丰，中国发生的战争似乎每每是它发展的好时机。有英国参与的战争自不必说，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及其带来的影响，促使汇丰银行诞生；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后，接近天文数字的赔款为汇丰等外国银行高息借款给清政府提供了机会。而1883~1885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汇丰同样贷给清政府大量高息借款，战后的巨额赔款也毫无例外地由汇丰等外资银行高息贷款提供。

同时，每次战乱的不安定现状与混乱局面，也都为信誉良好和财力雄厚的汇丰提供了更多存款和更多借款的机会。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上海租界及英殖民地香港常常充当“避难所”的角色。资金与巨富纷纷而来，汇丰这时往往又会成为统管财富的“金库”，充当安全的“保险箱”。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