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

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 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①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  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 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 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 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 沙逊(Elias D. 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 沙逊(Jacob E. 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  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