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租界内的市场需求骤然扩大；由于大量寻求庇护的资金涌入，银行资金更显充裕。1938年至1939年间，租界内呈现出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景象。不过，日本人毕竟已经成为上海的统治力量。尽管这里的白种人继续生活在纸醉金迷中，尽管租界内的霓虹灯依然闪烁迷离，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他们忘却租界的脆弱性。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法国的注意力为希特勒所吸引，对上海租界的控制愈加软弱，日本把英国人逐出其久占租界管理权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处在不同寻常的金融繁荣中。战争在中国内地爆发，大量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香港，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进出口贸易倍增，外汇买卖频繁。中国一些资力较大的银行也都加强和扩大了香港分行的业务和地位，有的在香港新设机构，有的则把总管理处从上海迁来。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驻港处”成立，就设在离汇丰银行大楼不远的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厦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人，及总行大部分处、室，均移驻此地办公，成为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①在这里，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既可与沦陷区的分支行相联系，又可与国统区的分支机构相呼应，与上海、重庆形成战时“金融三角”。同时，也利于吸收南洋和欧美各地的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强抗日实力。

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又与国民政府关系不浅的汇丰银行，在中国积极抵抗外侮之时，也曾替中国的银行机构接运大量钞券和金银。

中国银行的钞券，当时多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和美国钞票公司承印。钞券印好后，由公司直接运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钞券内运任务改由香港以及海外分行承担。当上海需要钞券时，即由香港中国银行请汇丰银行协助运送，香港中国银行先将箱面上的中国银行名义涂销，交由汇丰银行委托运送英国水兵的轮船运往上海汇丰银行仓库，再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到汇丰处陆续提取。

接运金银是项更为复杂的工作。在战时状态下，1938年11月，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曾通知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驻港办事处，将代为保管的万两黄金交中央银行汇总，委托汇丰银行运英转美。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广州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集中到香港的白银，绝大部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委托汇丰银行分批运往伦敦。这批外运的白银（包括银元、银锭、银块、银条等，均按含银量折合银元计算）总值达亿元。①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汇丰获取了蒋介石政府的信任，参与到政府的一些金融核心事务中。此前的币制改革中，汇丰银行在操控汇价方面虽然遭到削弱，但是汇丰大班祁礼宾的心情并未抑郁。币制改革成功，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符合汇丰的利益。这样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汇丰，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赚取更多利润。因此，除了对新纸币的发行给予帮助外，汇丰银行还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一些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款项，只是后来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被侵华日军毁坏或占有。战时对国民政府的帮助与协作，也是基于同样的

道理。

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不停搬迁，银行工作人员颠沛流离。但是，坐在香港新建成的汇丰总部大楼里的祁礼宾则异常沉着，汇丰连续几年的业绩也在平稳中继续向前迈进（表4?1）。

表4.1 汇丰银行1936~1940年主要运营指标（单位：百万港元）

年份 资产 盈利 流通港元 存款 贷款

1936 1

1937 1

1938 1

1939 1

1940 1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未发警告即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了袭击，也未发警告而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英国人在上海和香港的美好时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