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局势里，中国的危局有可能导致香港沦陷。对此，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考虑，如果汇丰总行不得不从香港迁往伦敦，那么伦敦分行的领导班子就应该提前加强，因此他派了能干的摩尔斯在1940年6月抵达伦敦，与即将退休的巴恩斯及戴维斯联合担任伦敦分行经理之职，以便在后两人离职时接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摩尔斯已经在伦敦单独扛起了重担。

但祁礼宾没有想到香港会直接遭到袭击，而且是如此之快。1941年12月4日，当祁礼宾获悉日本在香港新界边境集结军队时，他意识到香港的防卫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因此迅速作出迁行的准备。祁礼宾决定将总行迁往新加坡，并迅速行动起来，使这一转移合法化。

汇丰银行此时的新加坡分行，是除上海分行以外最重要的分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贮存锡和橡胶物资以应付世界局势中日益增加的危机，而使这里一度格外繁荣。同时，英国在此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故此战略上极其重要。祁礼宾认为，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4天后日军就开始袭击香港，将银行总部迁往新加坡为时已晚。最终他连价值亿港元没有签字的汇丰纸币也没来得及带走，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销毁。好在他原先为以防万一而将摩尔斯放在伦敦的计划，日后起到了拯救汇丰的作用。

12月13日，日军已经占领香港的新界和九龙，下一步是渡海进攻香港岛。这一天，摩尔斯收到英国殖民部发来的一封信函，信中转述了从祁礼宾那里接到的来电：“祁礼宾明确地要求准备一项枢密院命令，宣布将汇丰银行总行迁到伦敦，并委托你代理正经理，这两件事都系临时措施。祁礼宾希望只在香港沦入敌军之手时才颁发此项命令。”

祁礼宾要求只是当香港沦陷于敌军之手时才将管理权暂移伦敦，但汇丰伦敦方面认为，让管理权留存香港直至沦陷太过危险，因为这样将会使汇丰银行遭到冻结，特别是在美国。因此，祁礼宾的来电内容并没有被执行，英国殖民部召开会议决定，授权摩尔斯立即接管汇丰管理权。同时，颁发枢密院命令一事也被搁置，而是以殖民部颁发的授权书为准，枢密院命令留待以后方便时颁发。

12月16日，摩尔斯电告所有分支行：汇丰总行现在伦敦，“非经此间批准，不得再接受香港的任何指示”。

12月18日，摩尔斯写信给祁礼宾告知实情，并解释延迟至香港真正沦陷后才采取行动毫不安全。

12月25日，圣诞节。香港沦陷。

在香港沦陷三天前，摩尔斯撰写备忘录，再次解释了自己接管汇丰银行大权时的有关情况。“英格兰银行总裁亟盼我能迅速采取行动，以免我们在美国有被冻结的危险。就是这些简单直率的事实导致了我谮越接管大权。”

就这样，汇丰总行迁至伦敦。摩尔斯在伦敦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同时首次担任汇丰银行主席。

此时，日本人已侵夺了汇丰银行的绝大部分业务。在固若金汤的汇丰银行上海大楼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在自由出入；在巍峨高耸的香港总行大厦里，同样是日本太阳旗高悬，同样是日本人在看管。汇丰银行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30多个分行的大量财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在整个汇丰架构中不起核心作用的加尔各答、孟买、科伦坡、纽约、旧金山等分行各自在经营着。不过，中国在继续抗战，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也还有机会。况且，汇丰银行有着庞大的准备金，依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