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中国外交一度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康生、江青一伙凭借权力，控制舆论，插手外交工作，把极左思潮煽惑得像一头怪兽，上蹿下跳，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良好局面迅猛地滑向悬崖。

1967年6月，康生给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的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

这顶大帽子给外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周恩来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对康生的这一诬蔑，他曾当着康生的面表示过不满。

他说：“外交部总的政策不仅是我兼外长的时候，就是陈毅做外长，也要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主席讲了，我们才办具体事项。”

面对周恩来的质问，康生支吾着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否定了新中国17年的外交，康生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是什么呢？

康生等人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斗字当头，不怕断交。

于是，各种各样的胡闹盛行开来。

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有的驻外人员故意疏远当权派，亲近反对派。

请外宾吃饭，把下面的普通的外国人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让人家站着，冷落贵宾。还说这就是“革命”，是“人民当家作主”。

……这种种无奇不有的极左做法引起了驻在国的深深疑虑与强烈不满。

几乎所有的驻外使馆也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外交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作为政府总理、举世公认的外交家周恩来，三年之内竟没能安排过一次正式出访。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在国内，在极左思潮煽动下的造反派也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胡闹。

有的人在群众大会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国政府的口号，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

外交部部长陈毅受到造反派的“穷追猛打”，不能正常工作；造反派把外交部所有部长、司长家里的电话都撤掉，还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外交部的大权一度失控。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7年的七八月间，在首都北京发生了最严重的三起外交事件，当时叫 “三砸一烧”。

“三砸”，就是砸了缅甸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砸了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造反派冲进这三个使馆，把人家的国旗撕烂，把人家的国徽砸烂。

“一烧”，造反派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在极左思潮的肆虐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是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毛泽东对外宾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

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前，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