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毕竟是由毛泽东领导、周恩来亲自主管的，经历了一年多的无序和混乱后，从1969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态。

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就对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上谈到外交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些外国驻华使节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西·米斯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样吵下去的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毛泽东握住缅甸驻华代办的手说：“中缅两国人民是‘胞波’，请代我问候你们的奈温将军。”

……毛泽东这样做，是向外界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周恩来趁机进行外交政策的纠“左”。

中国的驻外使节，自1967年初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没有再派出。1969年6月开始，周恩来开始陆续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飊等几位即将赴任的大使时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曲折。

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卑不亢。

同时，周恩来指示把驻外使馆的极左分子调回国内。1970年3月1日，周恩来在批阅中国一个驻外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时指出：我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

12月23日，周恩来在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批评外事工作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做法。他说：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外国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我们不能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有时需要我们提出意见，也只能看对方的认识如何。对兄弟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么都要听我们的。

新华社，连驻外使馆在内，从对兄弟党的关系到对外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没有批透。

1971年1月，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专程到中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同后藤钾二会谈时，中方人员坚持要将台湾问题写入纪要、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第一条。后藤钾二认为，他提出的会谈草案中已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实现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比较复杂，希望中方能体谅他的难处。但中方人员坚持不让。1月29日，周恩来找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对会谈中中方人员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他说：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会谈要看具体对象，台湾问题对后藤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他出难题。“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放在第二条。

4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援外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对外政策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他说：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