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韦兰（Charles Wheelan）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他举例说明了无形之手的神奇力量。他描述了柏林墙倒塌前一个居住在西柏林的可口可乐行政管理人员的所作所为，这个人想要通过柏林墙上的洞来分发可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在通过柏林墙传递可乐。可乐的销售代表将饮料传递给东德人时，并没有任何人道主义姿态。他们关心的只有生意―他们在当地的市场扩大了，他们的利润增加了，股东们皆大欢喜。”毫无疑问，可口可乐的行政管理人员做了一个杰出的决定。我确定人们是快乐的，尤其在人们快速喝下一瓶象征西方文化的可乐的那一刻。但是，可乐是无形之手带给那些从东德政体中逃离的人们的最好东西吗？我们应不应该庆祝龋齿增加和如今糖尿病在东欧的蔓延？

想想约翰·霍华德在他成年阶段作为一个市场消费者曾起到过什么作用：每天都在外面购买一打或更多的垃圾食品，日积月累，他在快餐店购买了成千上万份食物。当我们去访问生产约翰使用的针头、注射器和胰岛素的工厂时，我们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奇迹。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考察对约翰的糖尿病产生影响的其他商业活动：我们可以造访一下屠宰厂，这里为约翰提供使他体重增加的牛排和肉排；面包店，这里每个周末为约翰提供肉桂卷和多纳圈；还有位于爱达荷州的土豆农场，这里为约翰的油炸土豆提供原料。

正如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在《快餐帝国》（Fast Food Nation）一书中所描述的，快餐工业本身就是市场高效率的最好例证。法式薯片、汉堡包和可乐的生产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就像约翰注射的胰岛素的生产过程一样。事实上，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食品才得以像现在这样廉价。毫无疑问，这就是当代市场的奇迹，但是，这种奇迹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市场机制都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约翰·霍华德这代人不仅是至今为止活得最久的，而且也很有可能是人类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代。一些统计表明，肥胖正在一些工业化国家蔓延，并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因而不管当代医学如何发达，如今的孩子都可能无法像他们的父母那样长寿。

研究表明，基因和糖尿病及肥胖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的父亲肥胖，那么你体重超重的概率就很大；如果你的同卵双胞胎兄妹患有糖尿病，那你患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很大。但基因并不是引起糖尿病和肥胖的唯一原因―事实上，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据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肥胖率大幅上升。1991年，美国仅有4个州的肥胖率达到15%或者更多，而到2001年已经有37个州达到这个数字。事实上，英国超重青少年的数量在1984年到1993年间上升了两倍。我相信，美国和英国居民的基因密码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导致肥胖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基因，而是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