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躺在小屋的床上，我感觉自己像散了架，呆呆地望着屋顶上的蜘蛛网，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落寞。

平时在学校里有老师，有同学，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父母不在身边的失落感被淡化了。

可是现在，年关将近，万家团圆，我与父母却相隔千里。接到他们从广东打来的电话，听到他们熟悉的声音，那种通过电话传达过来的亲情和温暖给我的仿佛只是一种伤感，我有时甚至希望父母在这个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既然都已经决定不回来了，为什么要把一种失望和孤寂带给我呢？

此时此刻，我和奶奶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电话，也不只是他们的叮咛，需要的是他们回到这老屋，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围在油漆斑驳的木桌上吃饭。过一会，奶奶烧上一盆滚烫的洗脚水，爸爸妈妈和我都把脚伸进去，试一试水温，感觉烫；然后迅速拿起来，搁在木盆沿边，等水稍冷一点后，又伸进去；然后就不停地用脚背相互搓着，再比一比谁的脚板大。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家，每晚洗脚都是这样的。我最喜欢把自己的小脚放在爸爸的脚背上，和他比大小，然后又放在妈妈的脚背上，使劲地拍打水，水溅到地上。爸爸就把我的小脚使劲地踩在水盆里，让我动弹不得。

我嚷着烫起了泡，奶奶就笑着走过来假装打爸爸，把我的小脚从爸爸的大脚板下解放出来，然后握在手里，仔细地搓洗。那时候，这老屋里充满了一种平常人家的快乐，可是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算了，别想这么多了，想了也没用，还是给梅打个电话吧。既然，闷墩儿从广东大老远地回来，想要和老朋友聚一聚，还是问问她愿不愿意来一趟吧。

闷墩儿、我和梅三个原来都在一个院子里住，很小的时候，我们三个常在一起玩过家家。闷墩儿那时特调皮，看到村里有人娶新媳妇儿，在过家家时总要梅当他的新媳妇儿。

梅说：“你长得好丑，黑不溜秋的，像坨煤炭，丑死了，我才不要当你的媳妇儿。我要当郝凯的媳妇儿，他比你好看些。”气得闷墩儿往我们烤好的豆子铜碗里撒了泡尿。

梅呢，早想吃豆子了，就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还是我从家里拿了一把花生给她才让她停止了哭泣。现在想起这些童年趣事都觉得好笑。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三个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放学都在一块儿。梅上学比我们早，比我和闷墩儿高一级。梅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转学走了，原因是她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外打工的父亲因为煤窑发生瓦斯爆炸，遇难了。

当时据说死了好几十个挖煤的，她父亲是其中的一个。梅的爷爷很早就死了，全靠她奶奶一手一脚把她父亲拉扯大。她奶奶就只有梅的父亲这样一个独子，梅的父亲死了之后，她奶奶天天哭，后来哭瞎了眼睛，加上伤心过度，一年后也死了。

梅的母亲就这样成了一个寡妇。一个农村女人死了丈夫带着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女人，梅的母亲干不了重体力活，有时就央求隔壁邻舍的男人在农忙时帮自己干点犁田、栽秧、打谷之类的重活。可这样一来，村里就起了风言风语，说她自己死了男人，就与别的男人不清不白。梅的母亲听了，气得直抹眼泪。

后来，在媒婆的一再劝说下，梅的母亲一狠心，带着梅再嫁了。

那人是个收猪皮的贩子，当初媒婆把梅的母亲介绍给他的时候，他有点不愿意，嫌梅是个拖油瓶，麻烦；但看到梅的母亲人还长得不错，就同意了。

据说那人后来发了财。他收猪皮找了一些钱后，承包了镇上的一个煤窑，摇身一变成了煤窑老板，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把家安在了县城。

生父与继父都与煤窑有关，按宿命论的观点，是她前世与煤炭有孽缘。

就这样，梅就离开了我们，这个院子里再也看不到她扎着羊角辫飞来飞去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