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维护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泽东还交代：江青、陈伯达的问题，就在常委范围里头讲，在文革小组批评，不要扩散到别的地方。

尽管如此，参加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还是按捺不住兴奋，回去后，把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告诉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伙，同时自然也陡增了同他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接下来就有了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分外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