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红旗》杂志13期社论是指1966年10月1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该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此后，大批老干部就在全国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喧嚣中被打倒。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起来批评那些拍案而起、奋起抗争的老同志，没有制止他们的发言，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当年参加会议的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说周恩来支持“大闹怀仁堂”，是从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中提取的历史结论。如果不具体深入到历史和人物的复杂心理过程，仅停留于简单的结论表述，就有可能、也难免使后来人对周恩来当时没有像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那样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感到遗憾，甚至难以理解。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周恩来与这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实际上，当出于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为一场社会大动乱后，周恩来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同大批老干部相同目的的抗争。这种抗争，举不胜举，这里仅举一件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