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评过江青、陈伯达打击老干部，但并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泽东看来，对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积极的，倒是在老干部的思想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

而毛泽东的性格是，对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他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

因此，对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毛泽东有时支持，有时非但不支持，而且还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压制。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表示过，要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

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正是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

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后不久，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伯达、江青同志并文革小组各同志：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

明（3）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

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敬礼！

周恩来 二月二日 周恩来的这封信，目的是想把国务院碰头会和文革碰头会分开，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与党和政府的业务工作分开,以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生产业务工作的干扰和冲击。

另一方面，鉴于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几位副总理的火气也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可能与中央文革一伙闹翻脸的态势，也有尽量减少他们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正面接触，以避免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没有同意。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来有预感似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

虽然周恩来不希望副总理和老帅们采取这种拍案而起、阳刚硬抗的斗争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也就不好当着中央文革一伙的面来责备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这些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