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是可钦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是为“大闹怀仁堂”的这些老同志捏着一把汗的。

周恩来的担心是，中央文革一伙肯定会到毛泽东那里去告黑状。

以往每次开完碰头会，周恩来都要向毛泽东汇报，或到毛泽东处当面口头汇报，或写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但这一次会后，周恩来既没有到毛泽东处当面汇报，也没有书面报告。对此，谷牧同志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讲，怎么这次不来。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他又不敢说支持啊，他想拖，看看能不能拖过去。”

然而，事情还是没能拖过去。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周恩来被迫检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当然，他们知道毛泽东最不爱听、最忌讳的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毛泽东。哪些该详细说，哪些该简略，都有一番谋划。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详细地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笔之意，是晚年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当时毛泽东重用林彪，有意让林彪来当接班人。延安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被激怒了。

张春桥继续说：“总理对《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

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经常委审查！”

……

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作者注）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