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见这些老同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江青一伙料定这些老同志是周恩来让人藏起来了，但又不好直接责问周恩来，便几次当着周恩来的面逼问傅崇碧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指桑骂槐。

傅崇碧装作不知道，不搭理他们。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那座灰色的小楼，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

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在，周恩来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进门还没坐下，陈伯达就气冲冲地发出责问。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采取装糊涂的战术。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这才明白今天找他来又是来审问他把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么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

“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顶了一句。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责问。

“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你不讲，我们也知道是你把他们弄走了，我们早就掌握了情况。你现在要交代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谁？”康生善于搞唬人的这一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两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江青几乎是指着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

造反派发通缉令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就揪。

造反派当时私下管这叫“逮大鱼”。谁逮的“鱼”大，谁就更有炫耀的资本。

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从西南方向飞来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顺着舷梯从飞机上走下。

谷牧是一个月前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刚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飞机，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两个彪形大汉左右一夹，不由分说，就把谷牧推上了他们的汽车，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来派出联系各部委的联络员知道了。联络员立即将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造反派开完谷牧的批斗会后，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了周恩来的联络员。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来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里头给他找了一间房间，住在中南海里头。

虽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但毕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相对来说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门进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楼，俗称“工字楼”。

当年，国务院的这幢“工字楼”宿舍，成了国务院许多部长们的“临时避难所”

。

当时，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们白天要挨斗，晚上还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体力都难以支撑。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关押、揪斗致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难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药自尽。

周恩来内心既悲愤又不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写检讨等名义，让这些国务院受冲击的部长们轮流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作短暂的休息，少则几天，多则半个月。周恩来告诉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性格刚烈的几位部长，周恩来还特别嘱咐：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我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