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三角贸易：变化的贸易图景

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垄断特权被取消，随着印度贸易开放，愈来愈多的英国人涌入印度，参与到中印贸易中来。从东印度公司“下海”的渣甸，以及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马地臣，正是在此后分别赴孟买和加尔各答自由经商的，并先后将注意力和经营重心转移到了广州。

与此同时，广州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进口贸易方面，一向深受宫廷和官场喜欢的“打簧货”贸易，1815年以后一落千丈――一则中国自己已经可以仅用英国一半的成本来制造这种产品；一则宫廷的喜好已经发生变化，1815年颁发的一道上谕中，便对大量进口这种饥不能食、寒不可衣却消耗大量金钱的“打簧货”表示痛心。

1815年2月，查尔斯?麦尼克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现在要按平常的办法出售钟表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已经决定将最初的三对钟，以每座三千元的价格，两年以内付款，月利率百分之一的办法卖给麦觐廷、潘长耀和经官。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商人就照这样亏本的价钱买进它们，还觉得是照顾了我们，因为实际上只要花一半的钱……他们就能够买到中国的时钟。”

其他一些货物的进口也日渐衰落。如一度是热门货的波斯蓝，由于中国找到制造代用颜料的办法，而不再需要进口。对美国商人来说，皮货和檀香曾是他们输入广州的热销产品，然而随着货源慢慢枯竭，也逐渐退出了市场。

奠定英国散商早期获利基础的棉花市场，同样遭遇到长期的萧条。自1819年以后的10年中，广州来自印度的棉花供应市场，由于经常受到南京棉花供应的限制，而处于持续的跌落状态。马地臣在一些来往的信件中称，1820年广州的棉花贸易“完全陷于停顿”，1821年是“无可挽救的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