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价格暴涨，让这些鸦片经营者喜不自胜。泰勒兴奋地写道：“鸦片像黄金一样，我可以随时卖出。”当时主要的鸦片代理人之一――达卫森不无得意地说：“再也没有比销售鸦片更简单的事了。”另一主要鸦片代理商麦尼克要求在孟加拉国的客户尽量收购鸦片。他认为刚从加尔各答给他发来25箱鸦片的一个鸦片商胆子太小，他写信强调：“我们诚恳地希望你所发来的，是十倍于此的数量。”

然而，鸦片价格暴涨过后，接着就是大跌。“这个政府刚刚采用的禁止鸦片在中国消费的严厉办法”，造成了价格的猛跌。因此，麦尼克赶紧大量抛售鸦片。同时，麦尼克行向加尔各答发出紧急函件，要求立即取消买进期货的合同。泰勒则在鸦片价格低迷的时候，于1820年8月郁郁而终，剩下几近破产的马地臣。

鸦片价格的这种大起大落，原因在于清政府飘忽不定的执法决心。1820年3月，官府下令达卫森将“老师傅号”鸦片船驶离黄埔，并声明“送钱也没用”。在4月和7月，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再次下令，责成行商搜查所有外国船只是否携带鸦片，并要为他们所担保的船只负起全责。

但是，官方禁烟时松时紧，贩卖鸦片的吸引力始终存在，经营鸦片对于英国散商来说依旧是首选。

1821年7月，马地臣成为伊沙瑞行的合伙人，西班牙人伊沙瑞与加尔各答的大商家拉罗瑞商行联系紧密，马地臣找到新的合伙人之后，开始慢慢走上成功之路。

为人谨慎而心细的渣甸此时早已熟识东方。在马地臣成为伊沙瑞行合伙人的第二年（1822），38岁的渣甸下定决心将生意重心放在广州，建立起一家经营麻尔洼鸦片的代理行，集中主要精力从事鸦片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