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传教士郭士立：最佳鸦片翻译

印度鸦片产量的增加，愈来愈多的鸦片运到伶仃鸦片基地，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鸦片。时紧时松的政府查禁行为，导致鸦片市场价格的暴涨暴跌，竞争加剧又使得鸦片贸易利润受压。

渣甸?马地臣行成立前后，新的市场行情及运输条件正在发生巨变：印度鸦片产量大增，价格下跌；鸦片飞剪船的出现，使运到伶仃洋上的鸦片愈来愈多，鸦片商需要寻找和拓展广州以外的新市场。

为此，渣甸?马地臣行决心重新拓展马地臣几年前探索过的中国东南沿海市场，而“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刚刚完成中国沿海试探性的贸易航行后顺利回到广州，更是激发了渣甸和马地臣向更远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推销鸦片的热情。

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租用“阿美士德勋爵号”载着棉布和棉纱等货物起锚北行，调查中国沿海市场情况。“阿美士德勋爵号”途经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一直到达朝鲜沿海。这艘船上虽然没有装载鸦片，但装载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东印度公司的林赛，化名“胡夏米”，他身负的使命是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大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另一个是普鲁士籍传教士、医生郭士立（Karl F.A.Gutzlaff，又名郭实腊、中文笔名“爱汉者”，1803～1851）。由于会说中文――包括福建话和广东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爱汉者”在此次航行中充当翻译。就在前一年（1831），郭士立刚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到达过天津、辽东半岛附近。

1832年秋天，渣甸?马地臣行作出重大决定，即租赁新建造的飞剪船“精灵号”（Sylph，又译为“气仙号”）远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华北地区推销鸦片，没有好翻译随行断难成功。这时，刚刚随“阿美士德勋爵号”从北方回到广州的郭士立闯入了渣甸的视野。这位在华传教多年、娶了英国女子为妻的传教士，不仅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够请到郭士立担当此次北行的翻译，自然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