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垄断英国东方贸易二百多年、在广州站稳脚跟一百多年的东印度公司特权终结这一重大变化，清朝廷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全部意义，因而并没有真正重视。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朝野而言，没有人真正清楚英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并不真正了解东印度公司与散商之间的关系。当听说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被取消后，很多人都对颇为紧张的中英关系松了一口气。在当时对英国算是了解颇多的学者叶钟进写道：“近闻公司之期久满……公司一散，海疆可保永绥。”他的“海疆可保永绥”的依据是，公司解散后，蛮夷“散后则各管各船，各自牟利，此为易制”。却不知早在1834年以前，英国对华贸易的半数以上已经握在了英国散商手中，而且这些散商们已经被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所武装。正是他们，联合英国国内新兴的工业阶级，合力破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虽然这些散商们极其擅长以走私和行贿等手段来逃避清朝固有的外贸体制，很少真正照着清朝的贸易规则行事；但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终结后，冲破凡事通过公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将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久的和体面的基础”之上，正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