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很少外出。

我们定期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外出就是星期天的礼拜，这是每个人显摆自己人生际遇的场合。

我和母亲沿着教堂的中央走廊走到与爱德华和达夫妮同座的那条长凳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想起我那位缺席的父亲。

寡妇的身份只有在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教堂时最引人注目。

同样，我们所遭遇的抛弃、我父亲的失职也一样昭著。

即便在进门时有人大声通报"玩忽职守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被弃妻儿阿米莉亚和德夫林·斯特德驾临"，人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众目睽睽地盯着我们。

从我们在教堂所受到的关注，从无意间听到的话中，达夫妮叔母觉察到有人认为我们的伶仃孤苦是故意的，是我们母子俩喜欢这样离群索居，我们生性甘当局外人，冷漠，甚至孤傲。

礼拜结束后大家离开时，男人们面朝母亲，摸摸帽檐，女人们朝她点点头，以示招呼，问声日安，其口气不容你多应答半个字。

偶有一两个人问道："今日可好，斯特德太太？"可眼睛却看着我，等我答话。

母亲回答很好时，他们却带着安慰的微笑看着我。

除此之外，母亲和我像块岩石，人群从两边绕着流过。

在房子后面的一间小马厩里，母亲自己养马，马的名字叫皮特。

"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马。"她说。

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事。

她惟一需要帮忙的是把皮特套上她所谓的马车，或者解下来。

那是辆双轮马车，栗色的皮革车篷往后叠着。

要是周围没有她认识的人，母亲会干巴巴地站在车道的尽头，等着某个她能求助的男人或男孩经过。

"但愿我不听爱德华的话，多陪她一阵。"有一次叔母对我说。

就像我父亲和叔父原来那样，我和母亲也成了传说中的一对"斯特德"搭档，赶着那辆双轮马车到处乱跑，头顶车篷，全神贯注，神情急切地仿佛要急着回家，急于恢复那种与众不同、不曾有过的度日方式。

母亲带着我去商店，有一两次达夫妮叔母与我们同行。

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日子过得还好吧，斯特德太太？"肉店的屠夫常问道，母亲总是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这句冷不丁冒出来的问话，说日子过得还好。

屠夫用牛皮纸把母亲买的肉裹好，然后用绳子捆了一圈又一圈，边捆边拿眼睛看着我，每隔几分钟朝我挤挤眼，好像我和他分享着什么秘密，不得在母亲面前泄露。

有一次，我俩坐着马车从一些女人的身边经过时，母亲无意中听见有人说我们是"一对隐士"。

"一对隐士。

"母亲对达夫妮说，她好像弄不明白过去的她为何变成了现在人们眼中的她。

终于在一次远征之后，我父亲不再回家了。

从那时起，在写给母亲和爱德华叔父的信中，他借口不断，总说自己因为不可掌控的情况而没法回家：因拉布拉多外海的冰厚而滞留；急救；天灾人祸；或者因为有人请求他参与救援其他探险队员。

凭良心讲，这些请求他是不能拒绝的。

他找这些借口仅仅是出于形式，他甚至不希望这些托辞能蒙骗我们，甚至想让我们一眼看透。

"我生病了。

"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不是太严重，但医生说为了康复我最好别走动。

"1886年的春天，在从远征返回的路上，在离开巴特尔港往南去之前，父亲寄回来一封信，里面写到他要搬到纽约住。

事实上，他要径直去那儿，等找到房子，再来接我们母子俩。

他说他做了个"重大决定"，计划尽早地组织起自己的极地远征队。

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听从"无能之辈"的差遣，服从那些他认为是"愣头愣脑"的命令，本该直言不讳却闭口缄默。

他说自己"在北极地区的经历比在世的任何人都长"。

（爱德华叔父说，这话不实，即使是事实，那也不是家书该写的内容。

）可是，正如许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当务之急他必须把纽约作为基地。

他说："纽约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他必须去纽约，在那儿，从那些希望能受雇参加极地远征的众人当中，他能挑选出迄今为止最好的团队。

在那儿，他会结识那些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像他这样的人的实业界巨擘、金融巨子。

这些人愿意为他们自己不敢涉足的探险埋单，仅靠他人来感受荣耀。

举世瞩目的竞赛即将开始，争夺北极，争夺南极，不住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就休想被人视作重要的竞争者。

他声称，搬去纽约后，他会挣很多的钱，还会寄一些回家。

"我亲爱的妻子，终有一天，我这种孤独的浪迹甚至很有可能让我们富有。

"他写道。

纽约，虽然是向极地进发的最好的出发地，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