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纽约已经5年了，但他依然没法为他自己的远征筹足经费。

他再一次应征参加别人组织的探险，成为由罗伯特·皮尔里海军上尉指挥的北格陵兰远征队的两名军医之一。

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试图发现我偶尔听到达夫妮所说的"人人拼死都想知道的"真相：格陵兰究竟是座岛屿还是大陆？1892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圣约翰斯城，不过，地处城东头高地的德文街幸免于难。

爱德华叔父和城里的其他医生被临时招募进医院。

达夫妮志愿参加了许多为救济受灾者而组织的委员会和基金会。

我跟许多被征募来的学生一起，帮着用车把房屋的废墟运出城去，以便修建新房。

就在我们大家忙于赈灾的时候，皮尔里的远征船"风筝号"在杳无音信了15个月之后，于1892年9月在费城靠了岸，皮尔里宣布他的远征圆满成功。

他告诉那帮他还没来得及下船就蜂拥而上的记者，格陵兰冰盖仅到维多利亚入海口以南为止，他声称这项发现证明格陵兰是座岛屿。

同时，在报纸边角的补充报道中，他还传达了一则消息：在所有的远征队员中，惟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没有回来。

我们是从当地的报纸最先得知我父亲失踪的消息的，或者说是爱德华叔父最先知道的。

当时的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城市灾后重建的消息。

"斯特德医生失踪"、"斯特德医生未归"、"斯特德医生下落不明"，这些是"风筝号"停靠费城后的那天早晨爱德华在自己诊所门廊处发现的堆在那儿的报纸的标题。

我父亲失踪的消息头天很晚才传到当地报社，因此记者们没来得及与斯特德家的人联系，了解他们的反应（以为他们已得知此事了）。

作为父亲的近亲，爱德华叔父的名字虽然列在皮尔里的航海日志上，但皮尔里并没立刻给爱德华发来唁电。

为此，爱德华写信指责他没有用恰当的渠道报告我父亲的失踪，但没收到任何回信。

我是从达夫妮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的，她没有叫醒我，而是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该起床的时候。

她在哭，没等她来得及告诉我，我便知道父亲发生了不幸。

我有父亲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记忆，如今他死了，估计是死了，不过，达夫妮能够狠下心说的话只是"风筝号"返回时没有搭上他，"还在那儿"，我父亲还在那儿，可能永远在那儿。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把他找回来。

我们是坐在餐桌旁度过上午的，达夫妮在上面放了杯牛奶，还摆上所有的糖果：半个苹果派、一块磅饼　、还有高高的一堆奶油曲奇饼干　。

9点半了，桌上依然摆满了糖果，这样铺张使得氛围更加沉重，极不相称。

爱德华叔父整天大多呆在楼上，不过我时而瞥见他，为自己的所见感到吃惊。

从他脸上和眼里的悲伤来看，你或许以为我父亲还从没离开过，以为就在几个小时前爱德华还见过他，他过的就是斯特德家族所指望他的那种生活，直到这么一个早晨，在去诊所的路上，他这才遭遇了某种致命的灾祸。

在我看来，似乎对爱德华来说，他过去指望过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如今他的指望被证实了。

对于他，这似乎没多大区别。

"他去纽约很久以后，他停止写信回来很久以后，你母亲还不断写信给他。

"达夫妮说，"我一直在回忆他，回忆他离家前的模样，我们相见时的情景。

但我没法把弗朗西斯年轻时的样子与他后来的样子分开。

我没法在脑子里再现那个年轻人，同时又假装不知道他后来的样子，哪怕是假装一会儿。

""我根本记不起他。

"我说，愚蠢地以为我对他的记忆比她还少会对她是个安慰。

"德夫，对你的不幸我很同情。

"她说。

她看着我，仿佛觉得她应该用某种形式来正式宣告我父亲的过世，稍微总结一下他的生和死，好让它们有所意义。

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我抱在怀里。

当地报纸在披露我父亲死讯的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我父母疏远的关系，只是未加评论地提到"斯特德医生住在布鲁克林"，他妻子多年前"溺水死亡"。

"风筝号"靠岸两天后，报纸上披露了一份正式的"报告"。

这份关于我父亲失踪的报告是应皮尔里上尉的要求，由远征队的另一位军医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在离开麦考密克湾驶往费城期间写的，其目的是陈述报告人所说的"关于斯特德医生的怪事"，在质疑皮尔里可能玩忽职守的猜测之前抢先刊出。

由库克医生起草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关于我父亲失踪的全部可以披露的内容。

按照远征队的常规，全体船员都曾在保证缄默的法律文书上签过字。

皮尔里早已事先把这次远征的报道权给卖了，唯独他才有权就此次远征写东西，或接受采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之后，当他写作和受访时，也根本没提我父亲。

关于同事、同伴斯特德医生失踪的情况报告8月18日，在红石屋，我们醒来时便发现斯特德医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