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仿佛与这个社会一直格格不入，可这些信驱散了生活中的孤独和沉闷，成了我在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生活。

上教堂、听音乐、看演戏、去野炊，达夫妮叔母老是想方设法，徒劳地企图通过这些让我结交些朋友，但所有这些，甚至连跟她在一起的朗读，却仅仅是排遣的方式，让等信的那些间隔好受一点，让阵阵孤独好受一点，此时我只需想想这些信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信也成了我掩饰、伪装自己心神不宁的手段。

只有当我读到它们，重读它们，或心想着下一封何时到来，会写何事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做着生活中的正经事。

要是没这些信，也许我得去寻找，或不得不去寻找别的什么适应的方式。

我并不感到缺少什么，相反，我相信在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的男孩中，名气再大的人，他的生活也没法与我的媲美。

当我爬上楼梯朝"我父亲"的诊室走去的时候，当我知道里面有一封信在等着我，而没人知道写信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哪个男孩的生活中有我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男孩子看的惊险小说里写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也惟有我，这些东西是真真切切的，当然，爱德华叔父的参与也不同寻常。

每次，当我慢慢地爬上楼梯，这位乐于助人、不可思议的爱德华叔父总在现场，库克医生信赖他，我也信赖他，他成了一名不求我回报只求我谨慎的默默无声的哨兵（每次总是看不见那张手帕，可回家时又出现了）。

在街上行走时，为了寻求犯事的快感，我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是库克医生之子．我是库克医生之子，并非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之子。

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则不是。

"我把这事闹着好玩，看看朝我走来的人或被我追上的人在离我多近的距离之内我还敢大声地把这秘密唱出来。

有人听见我了--听见了我的声音，听见了那古怪的节奏--可他们听不懂意思。

我不在乎这种行为给我留下疯言疯语的名声，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议论，说我已明显地在朝着我父母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如同对肉体的监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其中，被囚在其中，比从前更加离群索居。

信中的世界成了我的所爱，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实在了。

过久地逗留在这信中的世界，身后的那扇门即将关闭，使我身陷其中，我看到了危险。

我想象这种情形会发生，为何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如愿以偿地制止它？我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的确，有一阵子我再也没法如愿地让自己脱离他的世界了。

走在上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在北格陵兰远征的途中，跟随弗朗西斯·斯特德和库克医生，听斯特德向库克讲那个除了结局他早已知道的故事。

我站在库克医生的身旁，在1880年他16岁的时候，当他搀着我母亲走上曼哈顿那幢房子的楼梯，我跟着母亲离开酒会，回到她表姐的家，看着她躺在床上，尽管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想象着库克医生遗漏的细节，从只言片语中编造出漫长的故事。

在南美，在他的船舱里，当他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汗流浃背。

我注视着他给我写信，注视着他的脸，有时是那支在纸上滑过的笔，写出的字因为阅读了多遍而铭记在心。

我注视着他写下我的名字：德夫林。

我从读他的信变成了听他的信。

信中的那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来，当我坐在客厅里时，我为他想象出的那声音便朗朗响起，达夫妮似乎不可能听不见，或者说我不可能没有大声地把这些词语说出来。

有一次夜晚在我房间里，我呆望着那根床柱，所有的信都一层层地卷着塞在里面。

像爱德华烧掉原件那样把床柱里的这些信一烧了之，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那会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再也毋须在吃早饭时心神不宁地等着看爱德华的手帕是不是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解脱。

整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

可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更珍贵的了。

没有那种对下一封信的期待，没有那种因为不能预知自己和库克医生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刺激，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

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

"库克医生是我爸爸，"我说，"1880年在纽约他遇见了我妈妈。

"就在这幢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曾经住过，眼下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正睡着的房子里，大声地把这些话说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说到这些信，我为之遗憾的，当然也是爱德华的得益之处，就是达夫妮了。

这些信把她信以为真的一切全推翻了。

当着达夫妮的面，我一无所思，唯一在想的就是自己的一生所依据的是一条不真实的前提，我知道那前提是假的，可她却依然相信那是真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