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可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发现有封信在等着我，信上说在我离家的时候，我深爱的安娜去世了。

我被告知，在我出发去南极之后有一阵子，她的病好像有所好转，可当报纸开始猜测说"比尔及亚号"和全船队员遇难之后，她旧病复发，慢慢地死于一种更凶险的疾病，比我离开纽约前那些专家让我相信的那种病更致命。

自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挣扎在内疚和悔恨的双重重压之下。

等这些痛苦稍有缓解之后，我再给你写信。

你的　　F. A. 库克医生　　1899年4月15日　　"我深爱的安娜。

"前几封信中他都这样称呼他的未婚妻，可我却没想过她，这个和我同样的人在千里迢迢之外跟我遭受着同样的煎熬，而且至死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香消玉殒的过程我最能想象。

在我收到他下一封信之前，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尔及亚号"远征的报道。

我兴趣盎然地看了这篇文章，但更感染我的是他刊登在《世纪》杂志上系列文章中的那些照片。

每个月我都从公共图书馆借来杂志，藏在外衣里面偷偷带回家。

不知道爱德华和达夫妮发现后会做些什么。

我想爱德华是不会拿走这些杂志的，但在读这些文章前我不想听他说东道西。

库克医生的这些文章是为了怀念弗朗西斯·斯特德的，献给这位"足智多谋、坚忍耐心、和善可亲和善于沉思的斯特德医生，因为他的勇气和智谋，北格陵兰远征队生还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才得以幸免"。

他说，要是斯特德还活着，他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伟大的探险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我再也想不起有谁比他更在乎自吹自擂，但没有哪个探险者的探险动机有斯特德医生的那样单纯。

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他的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

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那些名副其实的探险者来说，探险不是争夺，而是一项事业。

"我很注意这段有关弗朗西斯·斯特德人品的描写。

即使是库克医生在他给我的信中，即使是我母亲或爱德华在他们对他的责难中，都没有谁曾如此详细地描写过他。

毫无疑问，这段献词和描写一半是出于内疚而写的，一半是因为知道我会读到它们，或脑子里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才写的。

《世纪》上的文章没有那些照片有趣，是用写冒险故事的语气写的。

一个故事的副标题这样写道："库克医生直面极地险境，幸得生还"，大标题是"身陷绝境"。

这些文章根本不像他的那些信，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请人代写的。

在给我的下一封信中，库克医生会写到这些照片："我不知多少遍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们不能生还，我拍的这些照片就将成为我们的遗物。

我记得这样想过：等到被人发现，这些照片早就损毁了，或者还没等送回家就被哪个心怀好意的傻瓜给损毁了，那该多可惜呀！我写了封信给在我们死后碰巧登船的人，告诉他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以及保管的恰当方式。

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全船人员的安危，但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整天，我呆在甲板上，或站在冰上晾晒那些照片，共有100张。

我用本计划用来毒杀动物制作标本的毒药做成氢氰酸，代替使用完了的定影剂。

不用说，我有自己的暗室。

想想看，在南极，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在冲洗照片时更有生命危险？"根据致谢所示，所有照片都是库克医生拍的，有白熊、企鹅，有一张"比尔及亚号"被困在冰上的照片，月光下看上去好像被套在光环之中，桅杆、横杆、绳索、卷起的船帆，还有救生艇，全都蒙上了白霜。

有一张拍的是三名队员，根据照片说明，其中两人"来自纽芬兰"，尽管在冰上被困了13个月，但他们看上去依然兴高采烈。

有一张是在冰沟里埋葬埃米尔·丹柯上尉的照片。

虽然有库克医生的照顾，但他还是死于肺炎。

最有趣的还是库克医生自己的照片--他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

以前，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但没有哪一张能与这些相比。

他一共有 6张照片，每张都取名叫"库克医生的自拍像"。

不知何故，除了他自己，好像总是没人为他拍照。

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孤独、他寂寞人生的写照。

一个长久失去了友情的人，一个给从未谋面的16岁男孩写信的人，谁会可能为他拍照呢？他总是拍自己的侧面像，除一张例外，总是从右边拍，从不正视相机，好像不知道相机就在跟前，而是凝视照片以外的某一点。

照片的质量很高，表明他是下了功夫的，照片下面写着"自拍像"，这些都破坏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所造成的假象，使他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蔑视相机。

在拍摄上的别出心裁似乎是信手拈来的。

我努力想象他在南极的情景：用三角架支起他的相机，望着一位旁观者，仿佛正准备拍摄镜头瞄准的任何东西，然后从遮光布下钻出来，在相机前面站好位置，做好表情，"咔嗒"一声摁下用线连着相机的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