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刻间，所有其他的东西--我的过去、我的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达夫妮叔母、爱德华叔父、我住过的房子、圣约翰斯城--仿佛全都成了一场梦中的些许残余，正在快速淡出。

但接着，这种感觉被另一种相反的感觉所取代，眼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不那么真实，变得遥远了。

我刚想要接触它，或者准备走近它，便感到了这一点，这城市会从我眼前撤退，就像我们在梦中追逐的所有东西一样。

我嫉妒那些移民，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来这儿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疑虑、三思、乡愁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沉醉其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

对于他们，从第一眼见到这个新世界起，旧世界肯定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再也看不见它和他们留在那儿的亲人了。

这很残酷，却非常简单，有一种我所渴望的专断。

可比起他们，我的家却离得很近，至少从距离上讲，我无法选择一个世界而摆脱另一个世界。

我想不出一个能一锤定音，摆脱一切犹豫和怀疑的办法。

我曾以为自己能像库克医生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同情和高傲俯视与我同行的这些移民。

可我大错特错了。

突然，我觉得这好像是个错觉，我真的曾经收到过库克医生的信吗？我真的是他儿子吗？这个库克医生就在这个城市的河对面长大，他伴随着它的成长而成长，常常勇敢地走进它，有时候他说起话来好像对它早已习以为常，好像他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唯有极地探险才能使其充满生气--凭什么说这个库克医生觉得非得要把我找到，要寻求我的帮助，要乞求我跟他一起生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令人难受的疑虑。

我是他儿子，万一这说法是个虚构，是服务于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在纽约停靠的时间并不长，可之后他便稀里糊涂地死了。

很难说一个在这儿度过一生的人会不受到影响。

我走到船的另一边，那儿只有几个人，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他们一定是看过好多次了，他们斜倚在舷栏上，神情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布鲁克林，谈话时流露出讥讽的表情，当激动的欢呼从船的另一侧响起时，他们不时地相互笑笑。

布鲁克林也有自己令人难忘的景象。

假如河对面与之媲美的不是曼哈顿的街区，而是美国的其他城市，那让旅客瞠目结舌的肯定是布鲁克林。

沿岸，纵帆船的桅杆林立，看上去犹如一片树枝和树皮全被剥光了的树林，树林的背后是一排排随意排列的仓房，像两辆迎面会车的火车车厢。

工厂向四面八方无限伸展，在它们变细了的烟囱之上，在那片仓房之上，在那块我已经看出是曼哈顿岛上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城市，好像被分割成了一格格的教区，一座尖塔就表明那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

教堂的尖塔比比皆是，耸立在房屋、树林和建筑物之上，与河对面的相比，这些建筑物很矮，不过远比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要大得多。

驶过总督岛，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

因为这两座城市应有的烟雾，大桥仿佛悬在半空，没有支撑。

库克医生住在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在一个名叫布希威克的街区。

可那地方在布鲁克林桥塔的哪个方向，哪个位置，离桥塔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咒骂自己的土气和内向，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整个旅程中，这癖性使我窝在自己的舱位里，好像是不屑或者是不敢与非纽芬兰人或其他陌生人交往。

我说不清那到底是因为孤傲，还是害羞。

不过，我发誓，自己到纽约来不是为了成天碌碌无为，于是，我回到舱位，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收拾好那个印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姓名起首字母，装着库克医生书信的医用提包。

我想这些信虽然是他写的，我抄的，但可以作为我与他见面的介绍信。

在准备行李时，我曾打算把所有的信缩减成六七卷，可结果是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信的页数简直是太多了，其次是因为有些信我很多年都没看过了，很多年都没展开过了，我不敢把它们打开，害怕信纸破烂。

因此，当我走上甲板时，我的提包里装有三打卷起的信件，有的用线系着，有的用丝带捆着，像是文凭。

为了不让其他东西压坏这些信卷，我把它们放在提包的最上层，因此看上去好像包里装的全是这些信卷。

我想，要是有人往包里看，这些东西看上去一定很奇怪，很像什么奇怪的禁运品，明文禁止旅客带上船的什么物品。

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往包里看。

那艘把我从圣约翰斯送到哈利法克斯的纵帆船上的人告诉过我，坐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只要外表没病，只须粗粗检查一下就可以上岸。

船的右舷靠上凸出海岸300英尺远的码头。

在得知离下船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沿着舷栏一直走到一团铁丝网状的障碍物前。

此时，我站在左舷，这里正发生的场面似乎对右舷的人或岸上的人没有任何吸引力。

透过障碍，我看见统舱的旅客正踩着几根跳板朝印着"埃利斯岛"字样的轮渡走去。